“三不足”是不是王安石的原话,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在学界多有争议。这里不做史学考证,仅仅对其文本含义加以分析。平心而论,“三不足”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于鼓励人们坚守自己的信念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然而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三不足”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不能到处乱用。
有许多格言名句,一旦脱离了具体情境,就无法判断对错。比如,“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以用来赞美宽容,也可以用来讽刺圆滑。“三不足”也是如此。当用它来鼓舞斗志时,就不能说它一无是处,但当用它作为“无法无天”的遁词时,它的缺陷立马凸显。作为管理者,**慎用这种名言。如果要用,必须考虑具体情境。
同“三不足”几乎对立的,还有一段名言,是孔子说过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两相比较,就更能反映出“三不足”的不足。就以天命来说,古代有许多人频繁强调天命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用来神化统治**的,而且也是用来约束统治者的。具有天命,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古人有言:“君道隆盛矣,而可畏者唯天。”就是强调天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古代的帝王位于权力**高点,先辈只好用比帝王更高的“天命”来约束其行为。尽管这是软约束,但总比没有约束要强些。如果帝王连天都不怕,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当时,同为宰相的富弼就加以驳斥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使其力。”富弼认为这种说法的要害,是压制不同意见,阻挡对皇帝的进谏。他强调这关系到天下治乱,力争其不可。从当时情势来看,富弼所言,有一定道理。当开封民间出现了断腕自残方式对抗新法的情况下,王安石还辩解说这是“愚蠢为人所惑动”,“亦不足怪”,就已经使他主持的变法走到了尽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内在的自身因素,不仅仅是反对者在作怪。
管理者在进行变革时,不能不管不顾。尤其是外在约束较少的高管层,更应该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小心谨慎态度,古代的天命可以不管,但事物的法则总该遵循;前人的旧制可以变革,但行为的惯性总要考虑;风言风语的闲话可以不听,但民情的向背和员工的心态总得重视。没有这种考量,只是一味强调“无所畏惧”,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困局。当然,承认“畏天命”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事都不敢做,强调制度遗产的效用,不是不可变革而是要衡量沉没成本,重视员工心态,不是谁也不开罪而是要寻求心理认同。“三不足”的说法,只能用于强化意志,而不能用于行为选择。
从深处看,有人偏爱“三不足”,不仅是看重那种不妥协不低头的勇气,而且是表达潜意识中与传统**决裂的欲望。对于管理者来说,勇气和欲望都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