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受访的高管们没一个主张放弃规划,贸然迈出风险重重的一步。事情远非如此,相反,这正是西方人知道如何弥补技术差距的一个领域。“我认为,中国人在预测问题上确实存在困难,”法籍业务发展经理FerielKaroui称。如果她说得对,那么预测的职责就要由中国高管的西方同事来承担了。
但同时,外国人必须从文化敏感度来看待冒险的贡献。正如另一位法国人、交叉文化顾问兼训导员EdithCoron解释道:“在一个GDP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创业精神与冒险精神的级别为何如此之高了。”与我们之前的看法一样,也许对于西方人来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突出这一形势的积极方面。正如那位**银行高管指出的:“中国崇尚尝试文化,这让他们敢闯敢干。从某种角度来说,尝试比计划更重要:尝试得越多,学到的越多,获胜的机率也就越高。”
也许全球经济危机**终会对中国人的冒险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毕竟文化是一种多层面的复杂现象。有时,不管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想使世人相信什么,人的本性总会战胜文化。因此,我们**终、也是**的结论就是:那些由来已久的神话也许有其可信之处,或许那三个人就真看到了一只老虎。
当神话遭遇现实:无风不起浪
实际上,任何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人都会发现古老神话与新志向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与中国政府或老一辈打交道时尤为突出。有利的一面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发展趋势,说明在哪种情况下中国人**可能以某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事(参见表格)。例如,决策可能着眼于短期利益,而关系却**不是。实际上,在中国建立业务关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这些关系往往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值得西方管理者注意的是,自己手下那些在几年中与重要客户建立良好关系的明星销售人员,很可能把这些客户带到新雇主那里,而不管新雇主的产品、价格或服务如何。
同样,多数情况下,许多中国商人会表现得过分利己,只在特殊情形下回归到集体主义。决策一般由团体做出。而这一团体中的成员事先未与同事交换意见,因此在表达个人意见时会犹豫不决。对于西方人来说,情况是不但希望与庞大的代表团进行磋商,而且在非正式的会前讨论中,花费大量时间与个人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只是一次座谈会,提出已经签好字、盖好章的决策。
**后,这么多跨文化理论家在了解中国问题上束手无策的原因。那就是,文化因素的构成是多方面、多层次、瞬息万变的。古老神话与全新现实同生共存,而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却是摆在西方人面前的巨大挑战。但文化的真相却简单得出奇,如果没有现成的中国古语来形容,原来肯定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