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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表达了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无独有偶,法学家江平在养老院的生活也吸引了媒体注意。机构养老,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目前,中国社会还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养老院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肩负着多重的责任?养老床位,究竟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事业,有没有“钱途”?本报对话多位**,探析上述问题。
——编 者
一问
养老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记者:钱理群欲入住养老院引发社会关注。现在,逐渐出现了有子女老人也进养老院的趋势。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又有“以居家为基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表述。那么,养老院的责任到底有多重?是非常有限吗?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的老年人服务组织,主要服务对象应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老年人依靠养老机构养老的比重,据测算只有3%—4%,但这些老年人大多是失能、半失能和五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对他们来说是刚性需求。同时需要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养老的发展趋势,对于健康、低龄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是**选择。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家庭养老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养老模式,文化基础是儒家家族伦理观,人口基础是高生育率和低预期寿命,家庭代际结构为“正三角形”,子代不缺乏照顾长辈的家庭人力资源。现代社会,伴随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家庭代际结构变为“倒三角形”。一个年轻人养几个老人,无论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难以承受的。
2010年全国城乡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1%—13%的城乡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愿意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47%。但是,伴随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龄,专业化的机构养老必然会在养老方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钱理群夫妇选择机构养老,是理性的养老决策。“钱理群现象”给我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对于生活在空巢状态、部分失能或丧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对机构养老存在着共通性、依赖性的刚性需求。
养老社会化,是大势所趋。持续的低生育率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需要机构养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机构养老越来越凸显支撑作用,但老人不一定有购买服务的能力,即“刚性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这提醒政府,要高度重视机构养老多模式特别是公建民营福利化养老模式的发展。
二问
养老院床位缺口存在吗
记者:常有“养老院床位缺口”的说法,如某市尚有1.7万张床位缺口。这个缺口,是照套以养老院养老为主的模式算出来的吗?如果确实有缺口,怎么补?
吴玉韶: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发展指标,是根据老年人口比重来确定的,为每千名老年人30张。用老年人比重来确定养老床位指标,具有科学性。但必须指出,我国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指标。
今后,应重点进行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城区中小型和小微型养老机构,新建城区要把养老机构作为配套设施进行建设,老旧城区要通过新建、租赁、资源整合等举措重点发展养护型养老机构。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应当以养护型为主,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力度,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农村敬老院,要向农村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转型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家国:“养老院床位缺口”的说法,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传统的养老院模式,忽略了社会的力量与维度。必须打破“国家—家庭”二元思维,走向“国家—社会—家庭”立体思维。在公立敬老院提供**线保障之外,让市场主体自由发展、自主选择。公立敬老院的申请入住条件应当更为严格,面向的申请群体应当更倾向于失能老龄人或五保户。
民政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努力为社会资金松绑放行。一旦社会力量涌进养老市场领域,就会在竞争中不断丰富和提高服务水平。国家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治化、市场化大方向下,进行引导监督、依法执法。
原新:养老床位缺口的计算,没有问题。但养老床位“剩余”与“不足”为什么会并存呢?这是因为普通百姓需要的价格廉服务好的中低端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而高端养老机构和低端养老救助机构供过于求。要想实现居家为基础,必须完善社区依托。社区要能够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实际困难,如医、食、住、行、乐、学、动等方面的帮助和服务。
三问
政府应该怎样支持养老院
记者:老人往往倾向与子女生活、留钱给子女。投资进入养老院的社会资本,会不会犯嘀咕?政府还有没有什么支持办法?养老院毕竟不是家,那有什么办法提升老人的幸福度、刺激产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为了弥补政府公办养老院的不足,满足**增长的社会需求,国家先后出台了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领域,例如对民办非营利组织兴办养老院实行减免税费、床位补贴等。但是,目前的政策力度还不够。要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在贷款融资方面需要放宽条件;对企业兴办养老服务业应给予一定的盈利空间。同时,养老院自身也要提升质量,建立老年用户体验和评价机制,不断提高入住老年人的幸福感。
王家国:传统“家本位”下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利于继续强化居家养老这一主流模式。而社会资本投办的养老院作为一种补充,是改善型养老需求者的一个新选择。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型养老需求同样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社会不差钱,差的是**养老服务。
对社会资本办养老院,政府不宜大包大揽,也不宜过度放任。有许多社会力量,表面上打着养老的旗号,实质上在炒地产。政府参与的**途径,是在法规上疏通道路,在财税上合理引导,在物质和精神上奖励**,依法监督管理这个市场。
有一些养老机构,确实在尝试提升老人的幸福度。郑州某养老机构就规定,工作人员遇到老人时必须叫“爷爷”“奶奶”,一切服务都必须亲切,让老人有家的感觉。杭州也有机构,在探索“农家乐”型城乡互动养老模式,通过“政府搭台、民资打造、农户参营”的合股联营模式,发展“农家乐”生态养老村,全盘整合城乡资源。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宏:养老是一个薄利长线的产业。应当看到,养老服务业总体上属于朝阳产业。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老年人正在逐步抛弃“重积蓄,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未来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追求高品质生活,消费意愿也更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也是对养老服务市场的利好。因此,投资养老事业的社会资本应抱有信心,具备战略眼光。
目前,政府对民间资本办养老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如在税费政策方面,对民办养老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但对一些关键问题,如用地难、融资难、用工难等,还需要创新扶持政策。
在提升老年人的用户体验方面,机构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去机构化”。简单讲,就是要尽量淡化机构管理的模式化与机械化,让机构生活更加趋近于一般的社区生活、家庭生活,在服务上彰显人性化。例如,对老人们进行教学、培训,鼓励老人们发挥所长;周末、节假日送老人回家,让子女定期探望老人,双向互动;提供心理护理与治疗、临终关怀等精神层面的服务等。
(本报记者 潘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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