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高边疆”角逐下的国际局势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

        国际体系呈现“分层化”和“碎片化”
 
 

         新时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正出现以往时代不曾有过的重大改变：国际行为体的数目在不断增多，涉足面在不断扩大，其**在不断提高；这些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尚不能撼动由政府间组成的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却加快了国际体系的分化、改组和再造，使其呈现“分层化”、“碎片化”动向。
 
 

        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它们中有的庞大无比、富可敌国；有的控制能源阀门或核心技术；有的改变着各国年轻世代的品味偏好；有的塑造着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在**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目标并非虚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已表明，国际NGO的崛起已是任何国家和正式的国际组织不可轻视的对象。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他们依然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挑战者和竞争者。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以期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一些反核、反大坝、反地雷的国际NGO正在全力推进他们的目标；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和平主义抗议力量，对所在国家政府的军事预算提出有力质疑和各种约束。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回归、反原教旨主义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中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
 
 

        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是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于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做同样的判断：他们的此消彼长速度太快，他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他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这使得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日益裂变、碎片化、多元而复杂的局面。
 
 

        这种态势很难用“好”“坏”的价值判断，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应对，但它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某种新现实。几乎可以肯定，离开对新现实的观照与考量，任何国家的任何大战略都不会取得真正成功。进入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层面，也叫“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通常被称作“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不妨称之为“新社会力”）；上面讨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现象，**常见的就是发生在第三层面上，而且由于这些现象的显化，“国际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空洞、无法认知的概念，相反成为任何国家（包括**强大的国家）必须考虑和应对的给定环境。
 
 

        国际格局：“大战不犯、小战不断”
 
 

        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和核武器的出现，给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带来全新的局面：一方面，“胜家通吃、败者输尽”和完全置对方于死地的思维发生重大改变，核武器更多用于威慑目的而非直接的战场攻击。从中长期看，**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虽然将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对抗，但在某些地点和问题上实施“外科手术”打击、“拔钉子”战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特别是各种矛盾的结合部在所谓“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线”上。
 
 

        世人见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而实际是某种新趋势的画面：主要大国之间高谈国际人类和平、力求全球战略稳定，而他们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多层次、多强度的战备方案，发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并且对中小型的“麻烦制造者”实施不间断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击。“避免大震动”、“大国不开战”仿佛成为某种默契，哪怕他们之间有各种太极推手式的暗地较量和神经战层面的博弈，而局部战争手段和各种短促有力的军事解决方案受到更多重视，大国对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势力的武力使用变得简单易行。
 
 

        当人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要特点时，主要是指大国之间无战事，**大战可能性近乎消失，而绝非意味任何冲突绝迹和军事干涉不再发生。国际冲突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未来随着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强，传播过程带来的“放大”或歪曲现象的加剧，以及国际组织和地区性联盟干预能力的加强，一些影响**于本国内部的骚乱与动荡，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国际规范的强制，而外部因素又多半有相互对立的多重考虑与干预战略，从而使内战外溢、多边卷入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在新的时期，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多数国家安身立命的法宝，主权国家国内状况及特定地缘战略环境，从内外不同侧面决定着国家安全的水平和国家主权的强弱。
 
 

       能源资源引发“高边疆”的角逐
 
 

       首先看地缘政治学说的启示。近代“陆权论”以先手控制大陆战略为要津，正如麦金德的格言：“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岛；谁统治**岛，谁便控制**。”
 
 

       19世纪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海权论”。海洋是列强占据殖民地争夺有利位置的主要空域，一个国家对于制海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的重要性。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用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讲，“谁占据了高边疆，谁就占据了国际主导位置。”
 
 

       其次，观察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基础能源，但新的趋势已经显现，未来核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会逐渐上升。从中长期角度看，不论国家大小，只要率先掌握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再次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再造。熊彼特命题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或企业倒闭等等不利现象，并推而广之地用这种思维对待任何表面糟糕的事物与进程，从中寻找“危中之机”和发现新的制高点。也就是说，谁能在当下的问题与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谋划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手笔。对于中国战略家和分析界人士来说，这些启示尤其值得重视。如果囿于传统的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想法，看不到新的思路与方式，可能令传统的优势和资源，变成保守僵化、阻碍创新的因素。

 

        国际格局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完全颠覆传统的演进画面，产生完全不同于一般预测（“规律性”）的后果。对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趋势的展望，还应当包含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听上去似乎有矛盾，这正是预测国际关系走势的线索所在。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一：西方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在未来几十年间，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至相反方向？
 
 

       我们很难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方向性的预测，这种关系未来一段时间是越来越紧张，还是逐渐缓和? 布什主义之后的美国“奥巴马新政”，可以作为这种测不准事态的注脚之一：一方面，奥巴马通过“巧实力”外交和其他手段，竭力修补美国与伊斯兰**的关系，避免单靠武力和一国力量的旧方式，来解决与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存在的各种重大利益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伊朗人或塔利班势力并不买账，而是利用美国内外政策重大转换期的“真空”，特别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趁虚而入、徐图谋利，从而造成奥巴马政策尴尬与下步选择的困境。现在依旧很难判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漫长却又恩怨不断的文明形态，会在新时期生出何种演进线索。这种关系对于国际制度有着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和美国军事学说的再定位等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构建的整体氛围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基本格局。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二：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
 
 

        自20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向**各个角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旧的中央指令型计划经济受到抛弃之后，以市场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进程显得更加强劲。各国政府不断地调整传统产业，激发新兴行业，扩大企业和个人自主性以及提升民营部门的地位。现在，各国大众消费取向尤其是年轻人对时尚的追求，都特别相似，甚至企业在管理、市场营销及都市运作上都呈现出相同的模式。所有这一切均产生了某种“政治外溢”效应，即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缩小着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与合法性，从不同方向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偏好形成约束。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绝非沿着一种线性式方向前行，而是呈现复式的、交叉的、多元的画面。在**范围，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GO和新社会运动愈是活跃，他们对于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以及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出了指向相反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从一定程度加强了前述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
 
 

       不妨说，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初叶，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很难确定，他们之间的复杂较量及后果，对于我们当下研讨的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重大趋势有何影响。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也就是说二战后一直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依然基本主导**发展进程，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非西方力量的取代将漫长艰难；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某个时期或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也可能使各种重大国际安排与决策过程发生重大改变。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越战失败、西方的左派抗议以及中国的文革），曾经使此前20年西方一直顺利推进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贸易自由化过程受到怀疑和挑战；近期发生的美国两场战争失败以及**金融危机，也是对美国模式的深刻批判以及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挫败。这些事件从不同侧面造成了联合国体系的动荡与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机制的信任危机。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三：不同政治体制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规章制度和组织架构有何后果?
 
 

        如同我们**开始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民主化进程一直在曲折中行进。然而，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竞赛却始终没有停止。尤其**近这些年，世人见到了全球范围内所谓“民主体制”与“集权体制”（也有人称为新**主义体制）的双重变奏：一方面，在俄罗斯、东欧、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或集权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西式民主形式受到推崇，媒体的开放、公众的参与、社会的活跃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较高水平；基本上，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方面，社会的声音和影响仿佛处于上升态势，政府及其决策受到了更多约束，民主化作为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某种副产品和催生物得到更加迅速的扩展，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那样的转型“阵痛”与政治麻烦；各国对此反思与批评的同时，也在思索民主的实现方式、手段，尝试适合本地区和本国国情的道路与做法，包括以某种集权的手段、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多重目标。
 
 

      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在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等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率等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大量出现，不仅带来发达国家民众与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抵制，也从一个侧面助长了非西方**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新**主义政治转轨道路的好奇。人们看到，政府与国家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得失等等，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分析预测。总体而言，我们有把握判断，**多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但民主的实现方式以及不同民主（或集权）道路之间的较量，会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变数的进程。在整体的国际进步画面里，以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日益被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新时期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价值基础。但与此同时，本土知识与创造，各种模式之间的竞赛与探索，不同政治文化中媒体、知识界和公众的偏好，也在丰富着政治和权力的内涵，突破了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范围。

来源：能源评论 作者：王逸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