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尚往来”到“老死不相往来”

    从主位的观点（即当事人的观点）看，人们认同这样的事实，即一旦某个家庭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如家庭成员的婚礼、葬礼、晋升等），这个家庭就会以此来发出邀请。对象可以是亲戚、朋友、邻里等其成员所在的社会交往圈或者说是社会网络。接受邀请的人就有义务和责任对宴请发出者作出响应：出席宴请，当然还要表示一下“心意”（封一个“红包”）。他这样做既表明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是良好的，同时也维持了自己正常的社会关系。相反，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包括宴请发出者在内的社会关系的巨大压力，人们会认为他没有“义气”，没有“人情味”，甚至被这一“圈子”所排斥，从而失去他自己的社会网络，**终被所属群体抛弃。

    其次，双方也认同参与这一行为所需要的物质与货币数量。**，交换所需货币的收支是大致平衡的，这有助于维持这一习俗的稳定存在。“随礼”只是一种习俗，用来满足人们一种物质和心理需要，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第二，某人某一次提供的“礼金”多少，通常参照对方曾经给予自己的数量作为标准，同时考虑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对方的亲疏关系而**终确定的。不会太多（因为一般人的经济条件有限），也不会太少（自己也需要“面子”），更不会没有（大家都需要维系这一社会关系）。因此，不能小看这一提供货币的行为，它维系着双方的正常关系，也可以说是衡量双方关系正常与否的标准。

    从客位的角度（从局外人角度）上看，在行为层面上，送礼受礼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礼金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礼金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在那里，道德原则常常超过了经济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客人和主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到“红包”交换当中。习俗在渗入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之后，就一定会向他施加其独立的**。在功能的层面上，“红包（礼品）”的交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在交往中，个体之间从陌生到熟悉，从而培养了信任的框架；通过不断地交往，**终建立了自己的网络。而这一网络一旦形成，就可以不断地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展，这样处于网络中心的主体将会得益于它的作用。

    “礼尚往来”交往原则的积极意义是防止“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人有群体依赖同舟共济的天性要求，“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违背人性的冷漠、自私、与世隔绝的表现，“礼尚往来”是社会生活传承延续而来的人性要求,并在逐步实施中得到大家的保护和肯定。“礼尚往来”是一种防范“施而不报”行为的对等原则。“礼尚往来”维系了人际关系的平衡,杜绝了人们心理和行为的不平衡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即使有“施而不望报”的理想化口号,还是不如“礼尚往来”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