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总是撩拨公众神经,主张征收高额**税以抑制**行为,就是公众对**消费的反应之一。中国目前实行的消费税中,已包含对**品、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首饰、化妆品等的征收。再来个什么**税,就属于重复收税。
其实,公众没必要对私人的**消费过于敏感和愤怒。富人以其炫耀性的**行为证明自己的财力和地位,获得心理满足,这尽管让人讨厌,但它能提供就业,增加税收,刺激竞争,促进科技进步。明朝学者陆楫就曾以苏杭富商大贾的**行为为例,指出他们的**有利于一般人的就业和维生。他写道:“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同理,今天的富人舍得一掷千金,他们的财富就间接地被其他社会成员分享。
在**消费中,富人自身因炫耀而维护了体面,穷人则因提供这种服务而得到实惠,政府也因此得到消费税——富人自己掏钱的私人**行为是社会的多赢,只要其资金来路正当、其消费行为没给社会强加外部成本。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公务方面的**消费,这才是顽症。公车越坐越豪华,有的官员一部车不够,包占数部;办公楼越修越气派越奢华,有些官员的办公室面积居然超过一百平方米;政府部门的接待用烟用酒,动辄每条或每瓶上千元。这种奢华的职务消费,其埋单者根本不是进行消费的公务人员自身,而是财政资金或企业赞助。这种本来可以用于更加需要它的地方的资金,被用于满足官员摆阔气、讲排场,是**严重的浪费。
中国历史上一向反对**,但无论皇帝还是思想家,对老百姓自己掏腰包的**消费都深恶痛绝,而对公务**消费却不但批判力度不够,甚至发展出一种“**逼上,俭朴逼下”的理论,认为官员或政府部门的消费行为要与自己的级别和地位相符,这样才有体面和威严。
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影响巨大。对于公务消费,中国一向是按照级别定标准,有某种级别就有使用相应车辆和办公面积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其实大可商榷。在此制度前,只要达到一定级别,**的公务消费就合法;而那些级别达不到的部门,也千方百计要攀比、摆阔以维持体面,造成**和官员争相攀比的不良习气。
对于已步入**消费时代的中国来说,公众应宽容私人**消费,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公务行为中的**的监督上来。对由老百姓埋单的公务消费来说,任何级别也没有**的正当性。(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