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信：中国经验的稳定性问题

　新中国60年探索与建设特别是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我们有理由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倍感骄傲。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型还远没有完成。从社会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经验是否具有稳定性，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这里的“社会转型”，不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虽然艰难，但已经基本成功;也不是泛指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我们强调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只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内容多样，其中**主要的目标是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纵向结构的各级主体，通过合法化机制表达各自要求并在国家利益上实现理性合作。基本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经验才可以说得到了检验。显然，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期待的艰难路程。

　　一、 中国社会转型处于关键

　　纵观近现代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在经历工业化之中或之后，都面临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各自的政治结构、历史文化、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等情况的不同，其社会转型的时间与主要内容各有不同。我们大致用“社会各阶层、各级主体合法表达利益且实现合作”，作为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变量，粗略地回顾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情况。

　　英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选举权。其转型成功的主要标志，是1832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和此后的宪章运动。尽管光荣革命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英国率先成为工业化国家，但光荣革命形成的贵族控制国家、工厂主与产业工人都没有选举权的“旧制度”，与工业化发展造成社会结构新变化发生了冲突，加上爱尔兰1801年合并后，要求平等的公民权;经过几十年冲突、摸索，改革力量集聚，在人民巨大压力下，中产阶级的多数终于获得了选举权，产业工人也独立登上表达利益诉求的舞台。19世纪下半叶，社会改革如火如荼，政府用立法手段纠正了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发展成熟了。

　　法国的社会转型与共和相关。工业革命在法国步履蹒跚。从**帝国起步到七月王朝时期的跌跌撞撞，工业化在第二帝国大功告成。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同时引发了法国社会各阶层民族意识的爆发。君主派与共和派达成妥协，共和制在法兰西终于确立。法国社会转型是在保卫共和国的背景下完成的，尽管共和派内部有温和与激进之分，他们在社会变革与对外政策上存有纷争，然而，绝大多数法国人认可，共和国仿佛是**的或**可以接受的制度。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逐渐世俗化、民主化，各种社会变革措施特别是教育改革普遍推行，小学教师令人感动地充当共和制度的传授者与服务员。

　　德国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都打上了“统一”的烙印。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之间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统一对于德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成为决定性的助力。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完成工业化，社会结构变化巨大，社会转型急促。由于现代普鲁士是德国统一的主轴，德国政治结构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发展，都具有国家强制特征。如果说，1871年德国的统一主要依赖“铁与血”，那么，统一后的德国社会转型则以“铁与谷”来实现的。德国的社会立法措施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河，社会沙文主义同时也被埋进了部分民众的心田。德国的重新统一是1990年10月3日。

　　美国社会的转型极为幸运。美国独立是美利坚向其母国要求民主权利的必然，联邦制度的形成是殖民地各州授权的结果，其工业化又伴随着领土全面扩张。美国工业化，是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严重威胁支撑美国经济的国际贸易活动，由此施行“杰弗逊禁运”导致进口替代的一个意外产物;历经60年完成工业化，美国经济实力一跃超越英国。可见，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在美国实现了同时兼容。但是，阶级冲突、地区间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内政党竞争，在南方重建结束到世纪之交，已然危及了美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其中平民党运动影响深远，这项运动长期坚持提出纠正美国的工业与农业、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件。**终形成的国内统一市场是渗透着血迹斑斑的政治产物。

　　西班牙的社会转型经历独特。一个近代**强大的国家不断落伍，她的**后两块殖民地在1898年被美国夺走，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1931年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1936-39)，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人民终于在佛朗哥1975年11月死后，短短几年时间，在苏亚雷兹以及各派政党包括共产党共同努力与妥协下，顺利完成了从旧体制到现代民主制的转变。

　　相比之下，已经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遭遇一系列挑战，还来自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共识问题，更有后发大国崛起面临新的压力，**主要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级主体合法表达利益且实现合作的机制有待制度化。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卓著，但还面临以下严重挑战：地方政府竞争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央对地方官员采取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将更缺乏激励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强政府的威权模式，使得整个社会未能形成发达有效的社会组织，政府背负沉重，无意也无法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与城市倾向政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内部二元差距问题严重;区域差异与政策倾向推动地区差异，地区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与来俱生;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均等进一步影响收入不均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又会形成长期的影响等等。

　　中华民族共识问题，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另一个困难问题。上述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在民族国家(nation)形成基础上实现的。中华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满清没有能够自觉;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还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客观上把中华与满清对立起来;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但远没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完成，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族群关系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地区发展差异问题的重要内容;**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为国家现代化推进增添了一个重要变数，考验着**的智慧，消耗了决策层的精力。这些都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困难。

　　后发中国崛起面临新的压力。韬光养晦，避免冲突，这是基本国情决定的。可是，中国增长面临的国外压力，是**上主要国家**增长或崛起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说，主要国家崛起的压力没有中国这么大。首先就是“未富先大”。尽管中国刚刚脱贫，却已是**上**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也遇到了大国瓶颈，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限制，包括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过多的关注、争议以至阻挠。这使得韬光养晦、避免冲突的发展战略难以顺利实施。此外，从一个更高层次来看，怎样使一个贫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赶上经济发达国家，这是没有先例的。在人类历史上，要不就是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基本上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同发展;要不就是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对外开放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后发大国崛起，使得社会转型更加艰难。

　　中国社会转型面临**困难的考验，就是社会各阶层、各级主体合法表达利益且实现合作的机制有待制度化。这一点仅在下小节论及。

　　二、中国经验的稳定性问题

　　从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到奈斯比特夫妇所谓“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探寻，已经上升到了理论总结的水平。可是，我们的社会转型还远没有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是：中国经验是否具有成熟性和普遍性?与关于“中国特色”是否具有普世原则争论相比较，中国经验是否成熟与稳定，更加值得思考。

　　中国经验是否具有稳定性问题，具有两方面涵指：一是中国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否被厘清，公众关于这些经验是否形成共识，为什么还存在争论;二是这些成功做法是否不可逆转，在遇到较大变化情况下这些做法是否不会被轻易改变，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来控制一般性争论演变为过去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的折腾。认真总结中国过去30年的基本经验，我们深知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难以解决目前的阶段性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获得这样的发展?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记取并以根本制度加以规范，牢牢坚持，哪些方面有过教训，如何引以为戒。这里仅仅讨论三个重要因素：

　　一是中性政府与政府自身利益的冲突。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一个代表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府，她不像在某些国家或中华民国时期，政府被某些政治集团所控制或被某些家族所俘虏。高饶事件后，权力颇为集中的大区建制被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期，保障稳定的**从地方政权中被撤离;毛泽东同志晚年还非常警觉，实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府。中性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并且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近代历史的屈辱、计划经济中的教训、改革之初社会的相对平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些使得中国政府从国际范围来看，具有长远、整体利益的全局视野。这是中国取得已有成绩的一个被人忽视的条件。但是，平衡各方力量与各方利益就是一种很难的政治艺术，如何把这种平衡机制化，中国正面临考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利益在改革开放进步中越来越凸显，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利益的增长越来越不满，如何把政府利益控制在公众基本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引领现代化取得成就的政府来说，不仅是一个考验，更是一种超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能否经受这种考验、可否实现这一超越，还需要极为艰难的努力与探索。

　　二是搞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抑制腐败的紧张。国内外广泛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区之间竞争使得中国经济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特色的基本经验，没有地方竞争，无法理解中国的成功。毛泽东1956年就在思考，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重扼杀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如何在中国发挥两个积极性，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动性。后来的几次试验总体上不成功。但是，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这一思想遗产被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做过财政部长、当过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主持过中央全面工作，邓小平推动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制。这一制度几经完善，发展到1994年的增值税分成，在政治锦标赛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正是由于政治锦标赛的约束，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晋升竞争异常激烈，中央政府面对几十个省级、几百个市级、几千个县级政府，监督与约束比较困难，各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权力与本地经济发展混合一体，腐败难以控制，客观上是约束力不够的制度害了一批人。党内反腐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但是，如何既充分调动地方政领导人的积极性，又把他们权力的使用控制在中央政府容忍的限度内，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均衡点。

　　三是务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保证了中国三十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经验的归纳，都把思想解放作为主要内容，奈斯比特夫妇“中国模式”的八根支柱，**个就是思想解放。经过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人心，务实主义是中国获得发展的主要思想秘诀。但是，如何理解这些成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用，目前遇到公众认同的严重困难与挑战。这种争论在两个层面相互纠缠地展开，一是市场化改革在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争论，需要批判，人们在如何改进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这既很正常，也有学习以更新思维的必要。二是人们围绕改革开放是否背离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极坚守传统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原则，大肆批判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极提出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政治上成功地回答并批驳了这两种极端观点，但是，市场经济的务实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一些反对者反对市场是因为市场失灵，另一些反对者反对市场是因为市场奏效，这种分歧难以也没有必要消除，只有期待社会合法的正常的表达机制。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控制一般性争论演变为过去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的折腾?在社会现有利益表达机制基础上，社会各阶层、各级主体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提倡宽容、理性、合作;直面利益差别纷争，寻求理性机制与渠道，早日实现国家现代化。

　　宽容，就是加强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的交流，政府官员、社会公众甚至学者，总体上还需要宽容，尽量避免国骂、网骂，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思想，可以讨论，可以批驳，但力戒谩骂，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谩骂流行，恰恰说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还不够健康，政府有责任在推进社会心理的良性发展上做出表率。

　　理性，任何制度与政策都要讲究理性，目前要特别注意防止社会问题道德化。比如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劳动关系合同法的出台，葛延凤报告对医疗改革的评估，茅于轼质疑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等。不论什么观点，不论什么研究结论，我们需要追究的是他们研究的过程是否严密，是否合乎逻辑，决不能直接以道德标准来评判。

　　合作，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交流、交往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这就需要提倡竞争性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合作，特别要求政府在举办公共事业的同时增强服务意识，这一点是当下社会转型极为需要的;公众合法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增强社会成本(社会责任的另一面)意识。

　　直面利益差别纷争，寻求理性机制与渠道。提出宽容，并不是回避现实利益冲突，相反，需要通过理性精神与程序性机制直面利益差别纷争。政府官员、公众、学者等都需要通过程序表达诉求。土地征用的出让金谈判，农民工劳动条件、子女上学以及医疗保障，城市规划与拆迁，城市管理与商贩经营，这些社会热点都需要通过理性机制谈判解决。今年出台的医疗改革方案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各方研究与讨论，值得推崇;相反，事业单位改革措施的出台就显得比较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