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增强进取性 重建改革共识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6年被评为首批“**有突出贡献的**”。

　　华生教授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之一。

　　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与同伴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采纳。

　　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设立国有**总局，建立国资管理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在向**专题汇报后，在全国组织了试点，推动了1988年我国**个国有**局的成立。

　　1998年2月，华生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太简单

　　中国经济时报：您早年参与改革，是影响中国改革的重要学者。而您与同伴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也于去年11月底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请问双轨制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华生：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意义的。一方面因为当年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商品价格，今天的商品价格还有少量的资源价格，主要是油、电、水、气，因为是垄断性的，是和大家关系特别密切的，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些价格是国内国际双重的双轨制，国际上一个价格，我们一个价格，在这方面，双轨推进可以做完它的扫尾工作，有些价格是要逐步调整的，调整本身就是价格改革的内容。

　　我们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太简单。就像我回到英国的时候，看伦敦地铁的价格，我当年在的时候是1英镑多，现在变成7英镑多，小步快调，每年都调，所以跟上了市场的变化。并不存在多个买家和卖家竞争的场合，当年周小川他们小步快调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思路，就有用处。因此放调结合的思想，今天对完成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扫尾工作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要素价格改革，我们今天的几大要素价格，基本上都还没有市场化。比如**的资金价格，大家一直在说，资金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息要市场化，当然，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一步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这个时候，双轨制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开始。现在债券的利率，像我们发行的公司债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大，大力发展公司债，让公司债像**一样，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大量的银行存款必然会向公司债转移，向企业债转移，这些债券的利息都在7%、8%，银行的存款利息只有2%、3%，老百姓不至于为了国债的利息多零点几个点而夜里排队。这些公司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由于大多数是由大中型企业发的，一两年以内显然不会破产，买这个债券的安全性是很高的，通过债券利率的市场化，推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当前可以采用的。包括在土地、劳动力方面，城里人和农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制，我们不面对它，并不会消除这种情况，我们应承认这个现实是双轨制的，我们的目的是从双轨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我认为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视问题和进步。

　　中国经济奇迹有四大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称羡，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门槛。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您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经济奇迹？

　　华生：探寻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现在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从而搞对了激励。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唯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得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长也只有20年—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表现有四大动力：**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充分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又有自己的自主创新，包括经济特区。第二是我们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使资源配置跟利益刺激有一个持续改善的动力，但是又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对抗，避免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落到少数的私人手上。第三是跟我们二元经济结构相关联，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30年当中避免了土地的兼并，同时又给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广大的效益。第四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在利益上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整合自己的资源。当然现在看来，实际上已开始急剧衰减。

　　重建改革共识的呼声强烈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社会各界都对改革怀有极大的期待，而且重建改革共识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您认为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够形成共识呢？

　　华生：我个人觉得有四点是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共识的。

　　**是推进法治。这一点我想朝野左右恐怕都不反对。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选举也选不了，选了也**，选完了也不认账。实际上，推进法治不仅对底层百姓、对中产阶层和当权的官员们也很重要。在总结“文革”教训时，邓小平就说过，这种事（指连国家主席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现在我们许多官员在位时风光，下来了特别是被审查被打倒时，就痛感法治的重要和可贵，因为它能在一个官员一时失势甚至犯法时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二是扩大参与。如果有人说要搞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有的说这不能搞那不能搞，那有可能又吵得一塌糊涂。但我想，扩大参与应该是一个共识。当权者也好，民主的激进派也好都是认同这一点的。

　　第三是平等权利。这个涉及到每个人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如果每个人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没有得到确认和尊重，一味地搞民主政治是很危险的，社会可能撕裂。哪些是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呢？典型的如现在受到歧视的农民工的权利，外来移民的权利等等。

　　第四是追求共富。现在贫富差距拉大了，大家开始说要平等。可是要平等的穷还是平等的富呢？回到改革前那种大家都贫困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共识肯定应该是大家共同富裕。有人说只能是机会平等，结果不可能平等。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须追求共富，不能把差距越搞越大。西方社会贫富差距大了，社会也不稳定。道理就在于贫富差距太大了，机会就不可能平等了。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改革？

　　华生：改革开放，**核心的就是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主要的就是锐气。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改革初期的锐气，那种进取性，现在是越来越差了。由于利益的关系，现在的牵制越来越多，改革越来越迈不出步来。

　　此外，现在大家看到了，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满天飞，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和改革的核心精神相违背的。

　　当前**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社会在今天乃至今后3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华生：我认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财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非常办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价的。同时，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不可能再靠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额贸易顺差来长期扩充自己的需求。

　　为何中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其家属）所短缺的这若干万亿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工业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甚至更高，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打破了计划体制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处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相对差距又不太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则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个严重分配不均的地步，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倍到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具有整体性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中国要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下一步**的改革是什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进展？

　　华生：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已经很难独立于**经济大潮之外去设计或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现代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从金融体系到公共财政的普遍危机，显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诸多困惑和冲击。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社会正面临阶层的撕裂和既得利益固化，使得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面临着信息知识和决策能力的考验，还面临着更为实际的既得利益的牵制。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的大众和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正在面临的考验和抉择。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确实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发展是硬道理，但面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对很多阶层和集团来说，这已经不是无视或牺牲公平的理由。在温饱问题逐步淡化之后，人们的诉求也更多地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如何确定各自的目标？又如何协调彼此的步伐？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中国改革的命运和中国发展的路径。中国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正因为如此，改革需要目标和方向，需要框架和规划。现在，中国社会需要的并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号，而是能触及实际和指导行动的纲领。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股份制之后企业改革的方向何在？如何看待和应对还在强化的两极分化和利益固化？如果社会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首先要动摇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从哪里起步？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那么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实现人民民主的规划和步骤又是哪些？芽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我们就难免总是在漫无目标地摸着石头徘徊。

　　在我看来，后30年的变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什么事情能够真正做起来，这需要一个国家整体的能力，非常需要寻找一些政治制度的变革，能带动整体的变迁。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同样也连带解除了原来的公社制度，开始出现雇工，然后涌进了城市，冲击了我们的农民工体制。

　　所有这些都会带来连锁性反应，带来制度变革。比如说现在**的问题：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中国经济滑坡，内需不足，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些改革能不能结合起来呢？

　　我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制，恐怕就是**的突破口。因为如果农民工开始市民制了，从农村迁出来以后，大量的宅基地节省出来了，这样就能解决我们人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