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客观谁是主因
记者:富士康有9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备受舆论关注。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
刘坤:除**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
曾红领(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肖水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血汗工厂”和“围墙管理”
记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厂区内的软硬件设施实际上很难满足数十万工人的社会需求。这两者和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何关系?
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社区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42万人的群体封闭在厂区,虽然企业每年举办大量的文体活动,但企业**目标是生产,很难满足每个人的情感需求。
沈清萍(富士康员工):厂区里面什么都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走出厂区就比较乱,在外面汇款不安全,老听说有人被抢。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少,工休的时候要去市区玩,就很远,结果比上班还要累。
刘开明(劳工保护**、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如果说“血汗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员工内心生理、情感与外部的管理、工作冲突难以化解。
富士康“围墙管理”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普遍。这种模式到现在已发展到顶峰,富士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城,但许多社会职责却是企业无法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