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敬琏：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改革的不足

　　经济观察报：这个新建立的体制还存在什么问题？目前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这和经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是不是有关？

　　吴敬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重要的改革推进不力或者没有完全到位，许多旧体制的遗物还顽强地不肯退出，新体制存在重大缺陷，这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中国改革所采取的增量改革战略，尽管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是命令经济的许多重要成分，例如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消除得很慢。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改革目标模式模糊之处，使相当多的政府官员把"政府主导"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存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规范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设租"，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掠夺整个社会。

　　经济观察报："寻租"和"设租"的既得利益者显然是改革的阻力。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吴敬琏：这些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在那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要解决一些**的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问题和消除它们的垄断权力的时候，进一步的改革就步履艰难，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种种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还有，2004年国民经济出现过热以后，不少政府机构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进行微观干预，设置了大量未被法律所认可的审批、核准等行政许可。

　　经济观察报：限制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和消除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都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

　　吴敬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越来越凸显出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按照邓小平1980年"八·一八"讲话的要求，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在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后中断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过于缓慢。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就会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连"买官卖官"的极度腐败活动也开始流行起来。

　　经济观察报：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建立，政治体制改革迟滞，这两方面的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些怎样的后果？

　　吴敬琏：由于改革不到位，导致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它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双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

　　中国从**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称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 "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的遗留物依旧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

　　吴敬琏：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 (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 "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造成的内需不足，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作用。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须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牵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19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增长。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切，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从2003年以来一再发出预警信号，指出如果出口导向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不能及时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观察报：你把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和改革不到位以及体制缺陷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 "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在2005年出版的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我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于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惜工本地使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4)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经济观察报：改革迟滞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样突出、尖锐。

　　吴敬琏：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使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根据1989年来多位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使利用公共权力肥私的寻租腐败活动急剧膨胀和贫富分化严重加剧。而与此同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构建的社会安全网--新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行政**的阻碍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观察报：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有人认为是改革不**造成的。

　　吴敬琏：据我观察，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易活动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法治"

　　经济观察报：所以近年来你不断呼吁法治建设，在"吴市场"之后又获得了一个雅号--"吴法治"。

　　吴敬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很艰难的历史过程。目前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使我认识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

　　经济观察报：目前**上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多数，但不一定都建立起了规范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支撑，由于没有建立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许多国家仍然在前市场经济"权力搅买卖"的陷阱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够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配合，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会强一些。但在后进国家通常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弄得不好，就会掉进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泥淖。中国改革所采取的增量改革、双轨并存的战略长期未能完全改变，更增加了"权力搅买卖"、进行寻租活动的可能。这样，腐败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变得相当突出了。虽然此后党政领导一再提出了"肃贪反腐"的要求，但是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被扼制住。

　　经济观察报：你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呼吁人们警惕正在变得日益猖獗的寻祖和设租活动，防止中国的改革掉进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也就是你说的"坏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做一点修正。世纪之初我是接受并广泛宣传"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但是，后来愈来愈觉得，"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了。J·麦克米兰(Johnmcmilan)教授受到经济学界广泛推崇的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中，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市场交易地主要特征："在市场上，决策的自主性是关键的"，"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到另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绝不是'市场交易'"！这样看来，在行政权力统辖或严重干预之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前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

　　经济观察报：你在一些文章中多次指出，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方向，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歧途。

　　吴敬琏：是的。正由于在中国的转型期中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我们既不能消极悲观，更不能盲目乐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在表面上互相对立，实际上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事实上，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近代史向我们表明，这两种极端很可能**终殊途同归，通向**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善良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经济观察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吴敬琏：我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改革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推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自由、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平等的所有者彼此交换产权的一种关系，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theruleoflaw)，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符合全体公民利益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实现法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己任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不认同这样的追求。正是为了研究如何推进"法治的市场经济"建设，我和我国杰出的法学家江平教授曾经在2002年共同发起创办"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希望通过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

　　经济观察报："建设法治国家"提出已久，为什么进展不够大？

　　吴敬琏：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ruleoflaw)而只有法制(rulebylaw)，即统治者以法律(其实这种法律也只是他们的意志的表现)作为工具对人民进行统治。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的**基本的内容，是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的统治。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而中国的历代官府却总是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天经地义的统治者，把法律当作统治人民的工具。普通百姓也往往把"好官"视为"民之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本来应当按照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意，建立法治，但是这并不符合一些人的意愿。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把否定"人治"、施行"法治"的建议定为"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对提出这种建议的有识之士进行严厉打击，因而"法治"竟然在1957年以后几十年的时间中成为一种禁忌。虽然邓小平在1986年就提出过"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中共"十五大"又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旧思想仍然普遍地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我国传媒发布的**文件的外文译文中屡屡将"法治"错译成rulebylaw，可以看出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多么广泛和深远。

　　另一个原因来自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对既得利益的坚持。许多官员不把自己放在 为"法"所"治"的地位上，却高踞于法律之上，甚至把法律、法令、红头文件乃至"口头指示"看作自己手中寻租的工具，拒不遵循法治关于公正、透明等要求，枉法谋私。

　　经济观察报：如何建立法治国家？

　　吴敬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抓紧做好基础性工作，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体现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界定，受它的约束。其次，要依据国家宪法(基本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其三，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总之，要通过法治，尤其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法律规则、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律师队伍，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遵守法定的程序，防止政府随意地或不公正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防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牺牲公民的个人权益。为了实现法治，需要正确处理党组织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改革仍需过大关

　　经济观察报：关于"向哪里去"，前面提到过，有些人与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国有资产流失甚至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

　　吴敬琏：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们说，中国改革是由"资产阶级改革路线"("资改路线")和所谓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他们采取了用弱势群体说事 ("民粹主义")和用国家利益说事("民族主义")的策略，煽动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富、非理性的反智和盲目排外情绪，力图把大家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引向反对改革的歧路，由此引发了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2005年以后，他们进一步公开提出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采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比如前面讲到的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和福利保障问题，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干部身上了，普通百姓却缺医少药。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里关于社会保障做出了不错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责任显然在于没有执行改革的原定计划，而不在于改革本身。

　　特别是当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公开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并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纷纷离他们而去了。三十年的历程告诉人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经济观察报：对此，中国**高党政领导的态度都是明确的。

　　吴敬琏：胡锦涛**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和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都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继续解放思想仍很有必要。

　　吴敬琏：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 "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经济观察报：如何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是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营造思想解放所必需的自由、理性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大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经常是不一致的，因此，"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只有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而且，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以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排斥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与社会和谐的坦途。

　　经济观察报：具体来说，改革应当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呢？

　　吴敬琏：我认为，改革的实际推进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而且，由于农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权，就使得政府官员能够任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土地，牟取暴利，而置"失地农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顾。

　　二是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非禁即入"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说明，"marketaccess"这个词的原意是"市场进入"或"市场进入权"，把它译成"市场准入"就好像非得政府批准你入你才能入。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有时候需要设立 "行政许可"，即设立进入限制。所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是"非禁即入"，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进入。1990年代曾经按照中共中央和中纪委 "从源头上反腐败"的要求，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但是近年来五花八门的审批项愈来愈多，必须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清理，坚决取消各种各样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行政许可。

　　三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行政垄断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四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消除。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情况下，不论采取"托市"的形式还是"打压"的形式，结果都是接近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中小投资者总是赔钱的。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摈弃行政干预市场的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才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五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六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政治改革的得失，是一个影响国本的问题。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理性等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根据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吴敬琏：所以，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改革仍需过大关。

　　吴敬琏：是的，改革仍需过大关。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然而，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