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可持续的消费才是需要的

　　在外需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促消费政策年内将再发力。有消息称，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部委正对与消费相关的若干领域摸底，并就相关鼓励政策的构想进行可行性论证和效果评估，近期促消费新政将密集发布。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邀请中国银行(601988)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和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炜发表看法。

　　刺激消费：稳增长和改善民生的要求

　　记者：为什么要刺激消费?在当前背景下刺激消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宗良：其一，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主要动力。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只有产品或者商品进入**后消费环节，实现了“惊险的跳跃”，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如果投资不能**终转化为消费，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投资和生产将被迫中断。

　　其二，刺激消费是应对经济减速和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阶段，预计将告别高速增长的阶段或者说两位数的增长阶段，正在转向中高速的阶段。未来中国经济的方向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动力正在减弱，出口也难以维持，关键就是消费。

　　其三，扩大消费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促进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按**银行的标准，已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阶段极易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致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国内市场，逐步减小经济发展对外需的依赖。

　　梅新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还是胡锦涛主席以“把改善民生作根本出发点”为题在《求是》杂志撰文，都体现了这一点。

　　就当前而言，宏观形势更决定了我们需要提振消费。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出口明显减速，同时，国内经济减速，加之次贷危机高潮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今年到期，消费市场增长失速的压力甚大。

　　华中炜：之所以要刺激消费是因为当前我国的消费不足，也即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过低，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以投资为主体、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能否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直接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消费”转型。

　　剔除金融危机的影响，2006年~2008年3年中，我国的居民消费占比GDP的比重仅30%，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30个百分点。

　　治本之策：完善收入分配解除后顾之忧

　　记者：在我国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梅新育：制约消费的短期性因素主要是消费成本、消费金融等等，长期性因素则是收入分配。

　　扩大消费需求切入点在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消费，而是体现在整个经济增长。

　　宗良：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失调。通常情况下，居民会从增加的收入中，留出部分用于储蓄，其余部分用于消费。在我国，老百姓有勤俭生活的习惯，或是出于养老、子女教育费用等需要，甚至是积攒大额资金以购买高端消费品等，更倾向于进行储蓄。显然，这些想法或者行为都会将部分消费需求延后，结果是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二是社保和分配制度不健全。如果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完善，必然有助于降低储蓄，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消费。如果完善义务教育制度，降低教育费

　　用，也会促进消费。同时，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堪忧，近年来不同行业、地区、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改善情况不明显，收入分配不合理将降低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刺激消费的效果。另外，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来看，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过低，而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两部分所占比重偏大。

　　三是从非收入因素来看，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因素迫使老百姓不敢消费。高房价也会明显让资金进入房地产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消费。

　　华中炜：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一方面有居民自主的储蓄率上升因素，但是更重要的缘由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

　　消费率不高的客观原因在于人口结构的变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人口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增加的空间较小。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年龄人口是社会上的生产者和储蓄者，待抚养的老人和小孩是净消费者，在过去的人口红利期，中国的平均储蓄倾向是上升的。

　　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我国的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长期以来挤占居民收入。2000年~2010年十年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3%，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但是企业的分红率普遍较低(去年的沪深300派息率不到40%，其他**主要股指都在50%以上)。同时，过去十年政府的税收增长很快，年均增长超过20%，同期的名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仅13%。在我国间接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资源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为主体的税制体制下(2011年间接税占比57%)，税收都被转嫁到**终消费者身上，使得居民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税赋。

　　另外，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拉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现实需要：必要的和可持续的消费

　　记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消费?什么是可持续的消费?

　　宗良：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消费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对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2003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35.8%逐年增加到2010年的52.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动力，2011年，**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保持在51.6%。我国消费不足是相对不足，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而**增速并不低，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依然是全球**高的经济体之一。

　　在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倡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就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二是可持续消费要求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三是可持续消费要求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四是可持续消费要求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

　　梅新育：我们需要的是必要的、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消费，主要增长点在于中档消费品。

　　关于**品消费，我认为它属于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对本土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很小，不应该鼓励。因为在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下，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的外资企业生产。在我国，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立足。

　　相反，如果我们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得益于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它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

　　华中炜：中国的消费主体可分为两个，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这两个消费主体的消费结构是截然不同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中，必需品所占的比重很低，非必需品以及**品的所占比较很高;而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中，必需品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非必需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品消费比重很小甚至没有。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中高端消费品市场的绝大部分是由高收入人群支撑起来的，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对中高端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很小。中国目前的消费刺激政策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就是中高端消费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低端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我们需要的是主体平衡、结构合理的消费状况。

　　近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消费增长却远远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这是由目前的消费主体和消费结构状况所决定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状况也是无法出现可持续增长的，只有主体平衡、结构合理的消费才能可持续增长。

　　改革重点：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培育中产阶层

　　记者：如何刺激消费?短期政策和长效机制是什么?

　　宗良：**，提高居民收入是实现内生增长和消费拉动经济的根本手段。同时，要搞好产品设计和不断推陈出新，提高生产水平，疏通商品流通和加强指导消费等工作。

　　第二，消费拉动型经济是一个渐进和积累的过程。在提高人们收入时，会有部分被用于储蓄，从而减弱消费拉动能力。不过，大部分储蓄只是暂时处于积攒过程，其他会陆续投入消费，如购房、支付教育费用和其他大额消费品。因此，今天更多的储蓄意味着将来出现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相关产品大发展。

　　第三，在强调消费的同时，并不否定投资。首先与扩大消费有关行业需要以投资支持。其次，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开发，可能不立即用于消费，然而对未来的消费需求满足和推动具有战略意义，如高速铁路建设会促进旅游业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开发会促进消费品升级换代。实际上，在提高收入和刺激消费的同时，就应考虑到将来要投资哪些产业，以保证经济顺利周转。

　　华中炜：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未来刺激消费增长可采取的手段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让利于民，针对实体经济和拉动居民消费的一揽子结构性减税措施尽快出台落实等等。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健全以“民生财政”为导向的公共财政体系，扩大民生财政支出，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倾向。

　　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终消费占比GDP比重存在2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可见我国提升消费的空间很大，您对促进消费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宗良：一是进一步完善政策、创造条件，扩大通讯、旅游、休闲、健身、养老等服务消费。二是再次提高个所税起征点。三是促进就业，尤其是促进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四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五是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推动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保证社会公平，重点要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培育中产阶层。

　　梅新育：在减轻消费者负担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努力应当主要集中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上面，为其减少流通成本，而不是**品上面。

　　另外，要优化消费环境。优化消费环境主要是在规范经营秩序、降低经营成本上面。规范经营秩序对人们寄予厚望的服务消费发展尤其重要。

　　华中炜：对我国来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大量的流动人口的存在，以农民工为代表，2011年仅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农民工达1.58亿，占比全**流动人口的1/3。我做过调研，农民工不敢消费的**担心来自医疗和养老，所以切实扩大新农合报销比例，加大新农保财政支持力度以及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农民工不敢花钱的顾虑，释放出来的消费空间将是巨大的。我们也初步测算了一下，即使该群体消费市场缓慢释放，那么农民工消费占比GDP也将会从目前的5.3%上升到2015年的8%，农民工是刺激中国消费的关键。

　　着力点：放在一次分配环节

　　记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前可行的举措有哪些?

　　梅新育：提高普通居民收入着力点不应当是二次分配，而应当是在一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收入。因为带有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我国国民的自我奋斗精神，并带来一系列其他副作用;着力点放在一次分配环节，则没有这种致命的副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不宜过多谈论近年来盛行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提法，因为这样是增加了资本增值收益而抑制了劳动收入，对我们的收入分配失衡和相应社会矛盾起加剧而非缓解作用。特别是我国已经步入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时期，这一点对社会安定有着更大影响。

　　宗良：一是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严格控制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二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支付比重，加大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三是要通过发展教育、加强财富转移支付等手段扩大中等收入层的人口群体，逐渐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合理格局。

　　华中炜：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还是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缓解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单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政府可以完善财税体制改革，通过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普通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国有垄断企业改革，加大其利润上缴比例，去年在全国500强的企业总利润中，国有企业占到81.1%，但是国企上缴的利润仅占其利润的7%，所以，现在是时候做一个国家与国企之间利益分配的调整了，政府则可以有筹码做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