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先驱黄楚九

和其他那些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相比，黄楚九有他的优势—他的东西是真的。他那些说唱艺人朋友们时常把黄楚九和他的药编进唱词里，恭维一下，同时，他还常常免费为一些人治病送药，得了他好处的人自然会给他免费宣传。口口相传，有点“病毒式营销”的意思，很快黄楚九的名字在城隍庙一带就响了起来。黄楚九出售的药有四神丸、圣灵**丸、名目菊花散、珍珠虎液膏等十几种，逢人便说是根据**秘方制成。他的宣传有些夸大，但东西是有效的。随着黄楚九的生意逐渐兴隆，社会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他被衙门拘捕了。有人举报他卖春药，知县一怒之下，不容分说，先责打四**板，然后鸣锣游街，以示惩戒。蒋氏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几个至交艺人的帮助，总算凑足了一笔银子，设法打通了衙门关节，将皮开肉绽的黄楚九领回了家。黄楚九开始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后经人指点，才明白是自己不懂当地的“规矩”，没有孝敬城隍庙一代的青帮、地头蛇和巡捕。

    两年之后，黄家母子终于积攒了一笔资金，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租下一幢石库门的房子，正式开设中药铺—异授堂。药店保留了黄楚九摆地摊时的特色，若是穷人或老人、小孩来看病，则由蒋氏免费应诊，黄楚九抓药，病人多时，黄楚九也看病。店里备有药炉、炭火等物，可供病家借用，还有热水壶和茶杯，方便病人服药。黄家母子为人热情周道，来异授堂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黄楚九对现状并不满足，当时西医和西药已经进入中国，黄楚九意识到西药业在上海会大有前途。他阅读了一些西医书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医只讲五脏六腑，忽略了大脑，这很不完善，西医则十分重视大脑，专门设有脑科。黄楚九认为将“五脏六腑”改为“六脏六腑”才更合理，这也为黄楚九以后卖健脑药打下了伏笔。

    同时，黄楚九意识到中药更适合慢性病，对于那些来势汹汹的急症，西药见效则很快，尤其是针剂。当然经销西药的利润也比中药要丰厚，不过，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黄楚九的积蓄显然不够。在朋友的介绍下，黄楚九认识了一位很有钱的寡妇张氏。张氏借给他大洋三百元，并列了字据，两个月后归还本息。两个月后，黄楚九便去还钱，且所付利息高于一般市价。张太太很满意，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守信用，于是又主动借给他大洋四百，规矩照旧。这次，快到两个月时，黄楚九提前三天归还，并提了两瓶上等的补药送她。张太太非常高兴，确信黄楚九是个讲信用的生意人，其实，黄楚九这两次借款都放在家中，他担心投入周转，一旦到期收不回来，就失信于人了。所以，借来的款子，他分文未动，并贴上利息，归还原主。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如此工于心计，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只是早晚的事。经过两次考验，张太太完全信任了这个年轻人，一次借给他三千块大洋，借期延长为一年。

    有了借款，加上自家的积蓄，黄楚九在十九岁那年（1890年）将异授堂药房从三马路搬迁至法租界大马路。并更名为中法大药房。药房除了出售传统的中成药膏丹丸散之外，开始研制销售西药。药店取名为“中法”，有取悦法租界当局的意思，也是黄楚九为立足动荡的上海滩所下的一步暗棋。药房开张时，黄楚九大肆宣传，不计成本，他请人做了一块外文招牌“GREATFASTERNDISPENSARY”，商标定为“万象”，图案为大象驮着一盆万年青，讨其万象更新之意。中法大药房开张不到半年，黄楚九的资本已积累到一万元，药店的营业员已有七人。为了扩展业务，黄楚九再次搬家，药店迁到更加热闹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

    随着生意额的增加，黄楚九感到压力也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