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公关博弈

 【慧聪商务服务网】2009年12月7日—19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迎来了一场**瞩目的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即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192位**云集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2012年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人们称其为一场“为地球降温的会议”，“拯救人类的**后一次机会”。为达成与己有利的协议，各国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哥本哈根大会也成为**各国博弈的舞台。 

    会场内外的公关秀

    圣诞节之前的哥本哈根，随处都是COP15(the15thConferenceofParties)的标志。“是时候讨论气候公正了!”的巨大条幅在市中心的教堂上迎风飘扬，十分醒目。在贝拉中心地铁站，一个用各国语言写成的“阻止全球变暖”的“地球”被放置于出口处。数万名环保主义者出现在丹麦街头，他们展示标语，高呼口号，或者通过各种行为艺术来表达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这一幕不仅出现在丹麦，在欧洲很多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气候”示威，呼吁各国领导人行动起来，对抗全球变暖，拯救地球。

    而在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会场内，气氛同样热烈。据了解，本次大会共有1.5万人出席，其中仅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就超过100人，媒体记者多达5000人，超过了历史之**。

    12月7日，在大会开幕式后的**场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来自斐济的名叫拉维塔的女孩将一个黑色盒子交给哥本哈根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里面摆放着一支洁白的蜡烛，“我有一个希望，15年后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家，而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美丽的岛屿。”她泣不成声，“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却**。”康妮将她紧紧搂在怀里，站在旁边的《公约》秘书长伊沃·德博尔也眼含热泪。这一幕赢得了现场所有人的掌声。

    然而，温情的表达并不能化解各国在气候谈判方面的分歧。由于减排目标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方面的争论，欧盟、伞形集团(以美国为首，包括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三大阵营之间的谈判从开始就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美国、中国先后公布减排目标。美国提出了承诺202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临时性目标，而中国更是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大会上，欧盟就对美国的减排目标提出质疑，认为美国的减排目标太软弱，不足以预防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同时要求中国增大减排幅度。

    12月8日，英、美和丹麦联合密谋的“丹麦文本”遭到泄露，该文本提出仅给发展中国家100亿美元，只支援“**脆弱国家”，中、印不应享受来自发达国家的融资，企图以此分裂发展中国家联盟，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两天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适时抛出“北京文本”，被看作是对发达国家的强烈回应。

    12月19日，会议延期一天，以一项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而告终。绿色和平、**自然基金会、乐施会等环保组织对此纷纷表示失望。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协议，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据了解，《哥本哈根临时协议》是在28个主要**及代表起草的一份草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基础四国领导人在18日下午的一个关键性闭门会谈后修改定稿。从18日协议的公布到19日通过，虽然仅有一天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多次因意见无法协调而休会。

    帕格索斯高级策略顾问宋宁认为，《哥本哈根协议》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背后既有深刻的利益之争，在解决的方式、机制的落实等方面又存在复杂的技术难题，因此理性面对、分阶段、分步骤解决才是正确的方式，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以任何单方面的利益考量来衡量协议的价值。

    中国代表团高调出征

    按照中国参加国际问题谈判的一贯风格，中国代表团一般都会比较低调，然而在这次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却是高调亮相。

    12月7日，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天，中国发改委副主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就召开了发布会。之后，中国代表团举行新闻吹风会的信息，每天都会出现在会场的公告屏上。中外记者争相参与，发布会场场爆满。据介绍，除了每天的吹风会外，记者还可以自行与谈判团成员直接沟通。

    在“丹麦文本”曝光后，中国谈判代表连续对美欧日进行了直接点名式的批评和针锋相对地驳斥。12月8日，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新闻通气会上，直接在减排标准和援助资金两大核心议题上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开炮”。

    除了高调回应和批驳发达国家，中国代表团的谈判阵容也是相当强大。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出现在哥本哈根，这是继解振华之后，第二位出阵的中国部级官员。而根据以往的谈判经验，部级官员应该到谈判第二周才现身，显示了中国官员对会议的高度重视。

    **总理温家宝的出场更是中国代表团的重中之重。虽然原定于12月16日飞抵哥本哈根，但是大会第二天，温总理分别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德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就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12月11日，温家宝来到国家气象局，就应对气候变化召开了**座谈会，听取气候变化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在12月16日飞往哥本哈根的飞机上，温总理先后召集随行记者和部长，坦率地谈自己对哥本哈根之行的想法，研究与会各方观点。

    “中国在哥本哈根的表现可以用‘有理、有力、有节’来形容。”宋宁表示，有理，是指中国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是从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技术实力和资金状况的现状出发的，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承担减排责任。有力，是说中国提出减排目标，力度之大出乎所有参会代表的意料。有节，是针对中国提出的节能减排承诺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

    传播策略的缺失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认为，以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在谈判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效阻止了发达国家借“减排”为名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转嫁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企图。这一点以温总理为首的团队功不可没，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虽然中国为会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会议之后，却有很多国家对中国进行诬蔑和指责。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12月20日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该指责时表示，“英方个别政客针对中国发表的言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图谋。其目的是在推卸其应该履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挑拨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发达国家的险恶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媒介和公关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缺乏在国际公关方面的经验。”史安斌告诉记者，除了温总理等少数高层领导的出色表现外，出镜较多的一些基层官员在与西方媒体的沟通和他们在峰会的表现上，缺乏公关意识和传播策略，缺乏影响和主导舆论的技巧，所做回应显得生硬、程式化，不仅西方人很难听懂，反而成为西方媒体进一步妖魔化中国的证据。

    在整个大会期间，西方仍然是议程的设置者。从会议之初媒体“披露”由少数西方国家起草的“秘密文案”，到会议期间少数西方国家公开向中国“发难”，再到温总理的“被出席”风波，以及英国高官向媒体抛出中国“劫持”峰会的说法，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媒体公关策略。相形之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缺乏“议程设置”的能力，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的地位。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砚农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体现人类进步的会议，中国的积极倡导和义不容辞的参与体现了大国的责任。然而，在减排问题上如何让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是需要传播策略的。中国需要充分分析各个国家的利益相关问题，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以更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