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人就像豆芽一样，根再细，也追着水分去长。

    前几天，许多人都在关注中青报“青春何处安放”系列文章：《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志存高远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蜗居北京》、《“蚁族”不需要怜悯和悲情》，这三篇文章的观点相当连续：从“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这又何必”，到“不是谁都有资格挤进大城市的，这不是势利，而是现实”，再到“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蚁居’不下去，不妨换个地方”，当然，这三篇文章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广，已经有不少人就“有没有资格”这事儿跟中青报打笔仗。

    其实，单就“有没有资格”这事儿，还真不值得“打仗”，道理很简单：“蜗居”与否、在哪“蜗居”、“蜗”不“蜗”得下去都是人家自个儿的事情，这无关“势利”，只是“权利”。您可以笑话他的梦做得虚妄，您也可以叹息他悲剧收场，您更可以有自个儿的梦想，比如把小城市或者农村作为未来生活的地方（实际上，大城市里有很多人这么想、不过只是想想）——但您就是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做悲天悯人状要求别人“换个地方”，因为“资格”这种玩意儿属于“歧视”，只有“能力”这种东西才属于“市场”。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蜗居”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乡，即使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上班路上，即使生活得像一只负重的蚂蚁一样，即使终日窝在地下室里不见阳光？

    惟一的答案是：故乡不是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的地方，更不是能“只关心粮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

    昨天，《半月谈》刊发了一篇调查，内容是“地方非理性招商”，在这篇调查里，咱们可以看到某县级市在高速公路旁竖满“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衡量经济发展环境的惟一标准是让投资者满意”的宣传牌；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为“抢商”大搞“让利”、“陪嫁”，地价低到连“三通一平”（通水、通路、通电、平整土地）的成本都无法收回的境地；咱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层层下指标招商，连妇联、公安局、纪委也分到任务、被要求充分利用“人脉关系”……这让人很难不思考如下问题：在一个“全年财政收入只有5亿、其中3亿用于政府开工资”的小城市，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机会、环境？回到这里的年轻人——如果他没有那么幸运吃上财政饭的话，他是不是一定能够像劝导者说得那样，“谋份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与更少的生活压力”？当他发现故乡不需要他的专业过硬，只需要他的“关系”过硬的时候，他会不会更加“失落、自卑和焦虑”？

    近些年来，咱们的城市化遵循着不容分说向大城市倾斜的发展逻辑，资源与财富的过度集中对中小城市、乡镇、农村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许多人不是不安分，只是被生活赶到了大城市而已。滞后的中小城市、贫困的农村使得大城市不断吃紧，许多人是待不下去，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回去。农民工不会因为工资微薄而停止返城，是因为农村收入太低，年轻人不会因为“蜗居”而停止挤到大城市，是因为中小城市缺乏机遇，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眼下城镇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农民在中小城镇定居，那么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在中小城市找到差事、不用被迫流动到大城市里去——这跟缩小收入差距一样，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当“再平衡”刚刚开始的节骨眼上，咱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支持中小城市发展，而不是年轻人怎么才能“安分守己”、“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