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涨
老百姓感觉物价高
今年以来,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记者在北京、上海、浙江分别探访“胡同族”“白领族”和“打工族”,倾听了这些普通人的“紧巴账”。
北京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南里的王奶奶今年70岁,老两口每月退休工资约2500元,还养着一个40多岁的智障女儿。因为菜价上涨,她每月买菜支出已由原来的550元左右涨到700元左右。为了省钱,她每天要早起到附近的华联超市排队买特价菜“超市促销**,比如白菜每斤只要0.48元,到早市就要0.6到0.7元。如果没特价菜,我就得多跑几个市场,比较后才买。”王奶奶还隔三差五让老伴坐40多分钟公交车到南四环附近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买菜。
上海
于永福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家企业做财务,夫妻月收入扣掉税和“四金”净到手约1.5万元。他们在上海中环以内租了一套40平方米的老房,每月房租2100元,今年涨了300元。夫妻俩中午吃饭都在单位食堂,家里就早晚两顿。原来一个月食品消费800多元,现在价格一涨至少得1200元,每月吃饭应酬也在800元以上。于永福上班地铁换公交,一天来回12元,妻子每天坐地铁8元,一个月交通支出约500元。此外,于永福每月给山东老家父母寄1000元,母亲今年生了场大病,扣掉社保还花费了3万多元,兄弟姐妹每家摊1万多元。
“再苦不能苦孩子。奶粉吃的是日本明治牌,198元一罐,搭配米粉每月得500多元;尿不湿用的‘花王’2元多一片,每月省着用也得600元。小孩要是有个头痛脑热,上一趟医院**上百元。”于永福坐在书柜“横躺”而成的书桌前说“原本打算攒个首付明年买房子,可是钱一毛一毛挣、一块一块地花,看来买房还是个梦。”
杭州
走进从外地到杭州务工的闻小松租住的房子,可看到一家四口挤在3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36岁的闻小松近两年工资大幅提高,每月约3400元,可没有工作的妻子和双胞胎孩子都靠他养活。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账本:尽管粮与油都是从农村老家带来的,除了盐其他调料都不买,可吃的方面每月还要花费1500元;孩子要营养,水果每月300元;包含水电的房租每月900元;煤气每月200元……“你看看,别的消费不要去想了,衣服也涨价,我和妻子今年没有买过一件衣服,鞋子穿我外甥的。”身上还穿着2003年结婚时衣服的闻小松说。
昆山
台商李明贵说,本地物价跟**相比,除显著低于台北外,不管是餐饮等一般民生消费还是房价,同桃园、高雄等城市已基本看齐。“我家在高雄,市中心很新的精装修房,折合人民币每平方米11360元,跟昆山市中心差不多,而且昆山还是简装修甚至毛坯房。”
企业
原料涨价快把利润挤没了
同样感受到“高价之痛”的还有部分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上升、资金成本高企给不少企业带来巨大压力。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勤说,今年棉花价格暴涨让棉纺企业心惊肉跳,棉价每吨从2007年1.3万元跳升到今年10月的2.6万元,**高到3.3万元,企业根本不敢对外报价。与此对应,棉花的替代原料化纤价格也全面上涨,目前每吨已近2万元,比年初涨了近9000元。在上海,像新联纺这样的“大客户”,以往代工企业一般是不收订金的,现在要提前给30%至50%甚至全款,不然没人接单,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
“更长期的成本压力是工资上涨,每年15%至20%的涨幅让企业很难消化。”黄勤说。现在除对工艺要求较高的产品由公司在江苏昆山的工厂做,其它都外包出去。由于工资提高,合作伙伴也从江浙地区企业转向广西、安徽、重庆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近来外贸形势严峻而复杂,部分客户已经转向巴基斯坦、越南等周边国家。
昆山沪士电子公司主要生产印刷电路板,是思科、诺基亚、华为等公司的上游供货商,今年全年销售预计达到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至30%,但毛利率下降不少。副总经理李明贵表示,印刷电路板的原料主要是沪铜基板、铜箔、铜球等,还用到少量黄金。今年国际金价突破1400美元/盎司,使得平均原材料成本上升20%。工人整体加薪15%,而且刚刚接到通知,明年开始社保基金缴纳水平要提高30%。
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表示,近年来铁矿石进口价格大涨,行业利润率仅2%多一点,不仅远低于贷款成本,甚至还不如存款利率,企业称是给铁矿石供应商和银行“打工”的。
落差
CPI被“低估”观点在民间很有市场
记者采访发现,多个城市居民和企业对物价感受的“现实之痛”,远远高于CPI的“数据增长”,社会各界对于CPI构成是否科学的讨论也不断升温。**认为,对CPI数据的普遍猜疑,将放大社会对通胀的恐慌,反而加剧了通胀上升的心理预期,从而加大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
尽管10月CPI数据已高达4.4%,但消费者普遍感觉,真实物价上涨幅度还要高于此。网上**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11月14日,共有近20万网民参与调查,其中高达86%的投票者认为CPI数据和他们的消费感受不相符,物价涨幅远超CPI数据。中国社科院有学者利用自己的计算认为,在过去五年中,通过人为调整方式,CPI大约被系统低估了7%。虽然统计部门很快撰文对此反驳,但“低估”观点在民间依然很有市场。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认为,近2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都发生巨大变化,原来花很多钱吃饭,但住房不要钱;现在房价迅猛上升,教育、医疗支出迅速增加,理发、洗浴等社会服务价格也上升很快,其中不少都没有及时充分地反映到CPI中,导致社会普遍感觉数据失真。CPI的统计方法、样本选取、权重设置都有待修正。
据业内人士介绍,统计部门每5年会调整一次“商品篮子”,而每年则根据城乡居民12万户消费调查资料及相关资料调整一次权数。问题是,统计局并没有向社会公布CPI各项构成的权数调整情况及调整依据。正因为统计方法做不到公开、透明,CPI数据又与百姓切身感受差距很大,导致公众对CPI的真实准确性质疑不断。
不少**认为,对CPI数据的普遍猜疑,容易放大社会对通胀的恐慌,进而加大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当**公布的统计数据与主观感受不一致时,社会就会产生CPI被人为调低的结论。肖耿认为,CPI数据如果有偏差,而央行又依据CPI决定是否加息,可能会导致决策偏差。长期的低利率,容易造成资产泡沫,若等CPI数据显示“通胀”时再加息就来不及了。
另一方面,也有社科院**指出,我国之所以对CPI数据构成以及通胀控制目标存在争议,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通胀指标体系,很多指标设定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接轨”,但在具体权重上又有很大差别;在控制目标设定上,国际上之所以将3%的通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只有2%至3%,通胀率接近增长率时已相当危险,必须采取紧缩政策。而我国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在8%以上,3%的通胀警戒线不到经济增速的一半。因此,在科学、准确统计C PI数据的基础上,我国也可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