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积分落户政策背后的大城市秩序维度

　　正是因为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吸引力，导致中国大量人口集聚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一线城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位置，尤其是在国家结构中处于优势的位置。与此相匹配的上海，上海虽然不是首都，但在政治上和北京的级别一样，都是直辖市，市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点重庆和天津也是一样的。

　　但是重庆和天津，从市场秩序的角度来说，并不具有优势位置，所以和北京、上海比，其吸引力要差一点。而与此相比，广州虽然是省辖市，由于其市场上的优势，甚至整体上的吸引力还高于天津和重庆，和北京、上海处于同等的位置。

　　正是因为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吸引力，导致中国大量人口集聚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一线城市。这些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的常驻人口都超过了两千万的规模，广州和深圳虽然少一点，但也有了很大的规模。2020年，北京控制常住人口上线是2300万，上海是2500万，广州是1550万，深圳是1440万。

　　这些控制目标都是规划目标，实际是否能够完成任务，主要看如下因素：

　　政治秩序因素。目前北京的政治资源**多，上海其次，广州和深圳再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和深圳控制人口相对容易，但北京**为困难，上海其次。北京政治上需要的人才，基本上不仅会给其住下来，而且还会考虑让其家属搬迁到北京来，甚至基本上都给予户籍。这基本上是刚性的需求。这些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发展的三大支点，政治上给予市场发展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支持资源也**多，这就是引起了第二个因素。

　　市场秩序因素。市场因素，广州历史上就有深厚的市场资源，它是广交会的所在地;深圳是沿海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具有市场化改革的样板意义;上海是中央着力发展的金融城市;北京作为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发展的**城市，虽然中央一直让其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作为经济中心在政策意愿上不太强，但实际上一直是作为北方地区经济中心在建设的。市场秩序的发展，必然吸引大量的人口。像北京常住人口一下子能够翻番，政治因素作用是刚性的，而且也很大，但数量毕竟有限，绝大部分人口能够进入北京，靠的是市场因素。

　　行政秩序因素。政治因素导致大城市人口刚性稳步膨胀，市场因素导致大城市人口弹性膨胀，行政因素则起着控制中推动膨胀的作用。在人口控制过程中，行政因素对于政治因素来说，基本上都是配合，而不可能有任何控制的作用。但对于市场因素来说，一方面推动市场化的作用，从而间接推动了人口的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控制市场化的作用，从而间接控制人口的膨胀。当然，两者抵消，基本行政因素基本上还起到了推动人口膨胀的作用。行政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户籍控制和居住证的控制，来控制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膨胀。其中户籍控制**有效。

　　人口积分落户，实际上是行政因素推动人口膨胀和控制人口增长之间的一个政策，相当于让因市场因素来到北京的人，能够在居住多少年、工作多少年、奋斗多少年之后，完全在户籍意义上落户北京，从而享受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住房、教育和交通等方面的福利。所以，很多人认为，积分落户北京的政策，意味着北京积分落户从“铜墙铁壁”时代迈入“玻璃门”时代，这的确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但说因此而开创了一个时代，未免有些夸大。因为因此而能够真正落户的人，其实并不多，很多无户籍的常住人口，可能终其一生很难落户北京，而且常住人口很可能因市场的发展而进一步不受控制地膨胀。

　　北京市积分政策与上、广等大城市落户政策相比，有一定的特点和亮点，更注重整体人口控制、注重区域分布调控、注意吸引高端人口。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不同行政措施的细小差异，对积分可能有一些数量上的差异。北京落户政策对于区域分布元素的强调，意味着北京未来城市规划和城市功能设计上的去中心化趋势，也就是努力降低中心城市的功能负担，着力发展郊区，尤其是行政副中心的功能承载。

　　就一般的“北漂”来说，他们来到北京，靠的是市场的力量，也就是说到北京，只要有一份工作，有点收入，就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享受北京大城市的生活，而且有机会提升自己。这些人在北京没有户口，有些甚至连居住证都没有，但市场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有些还能够努力发展自己。对于这些人来说，基本上对有没有户籍没有实质性的感觉，对于能够落户，估计也不抱希望。而新政策出台，对“北漂”来说，更重要的是积分落户的透明度提高了，有了更多的努力方向。当然，对动辄需要几十年里的积分来说，其门槛还是相当高。而且未来几十年努力之后会不会变化还很难说。所以，对真正的“北漂”来说，积分落户，应该不会成为他们**的考虑因素，他们所**的，还是哪里有一份工作，哪里能够有一份收入，哪里能够租到房子，哪里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自由和舒适。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市场秩序和生活秩序决定的，而不是政治和行政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