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0块到36亿平民商人的发家史

从刷煤气灶的小贩，到升价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

    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

    倒腾电器这个游戏，他已经玩了20多年。**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小手腕。

    这一两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是啊，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厦3层办公室里，开始了新的事业。这里曾是大中电器的总指挥部，现在变成了大中投资公司。

    在他背后的书架里，摆放着一幅旧照片。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面带微笑，嘴角透着一丝倔强。一支盛开的康乃馨陪伴着她。

    这是张大中母亲的遗像。1976年，她因“反革命罪”被“四人帮”枪决。得知消息后，他度过了一生中**绝望而漫长的一晚。在“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之后，他没有选择以颓废的方式来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几天后，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了。”张大中说出这句话时，仍带着多年前的隐忍，“还能怎么办？人必须要活下去。”

    当年，他没有想到，这段人生中**痛苦的经历却促成了其事业的开端——五年后，张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块钱，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我怎能不对得起这500块钱？”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次也是**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二十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七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终被定为 “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在跟国美谈判时，张大中跟黄光裕说，“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也不跟你谈。”这种固执，对手不理解，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七个，每人1000。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巴菲特曾经对他的股东们说，“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那往往代表你比较擅长此道。”这句话就是指张大中这样的人。他从小对电子、无线电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在供销社又是做电工，做起灯来自然驾轻就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