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小城市长：黑客如何改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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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斯坦福的联系非常紧密。”2012年12月20日，帕罗奥图(Palo Alto)市政厅，即将离任的华裔市长Yiaway Yeh在他位于7楼的办公室接受21世纪传媒社会创新中心采访时，多次强调这一点。

　　帕罗奥图是硅谷一座只有6万多人的小城。很多人知道这座城市，是因为它的邻居斯坦福大学，或是毕业于帕罗奥图高中的NBA明星林书豪。斯坦福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城市，但帕罗奥图将其三面环绕，为其提供大部分商业功能。这是一座没有大学的大学城，治安好、安静、房价高，同时因为硅谷因素，这里还聚集了大量科技新贵，所以大学城的上述特点在这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帕罗奥图市政厅开放数据网站显示，全市拥有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79%(加州为30%)，自住房屋价值中位数为整整100万美元。有钱人、聪明人聚集，让这座城市的氛围显得与众不同。

　　“帕罗奥图是当代的佛罗伦萨。”曾先后任惠普副总裁、帕罗奥图市长的Gary Fazzino如此描述这一氛围。面对此等美誉，帕罗奥图该如何努力?面对记者的提问现任市长给的答案是，如何与工程师、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更好地直接对话。

　　Yeh本人与斯坦福的联系确实紧密。他生于旧金山但自小生活在这座城市，虽然坚持用英文接受采访但中文说得也不错。一个广为认知的故事是，他曾深夜11点买了酸奶赶到斯坦福的一个黑客马拉松(Hackathon)现场，直言“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然后“以几瓶酸奶”换来了一个社区参与网上平台StreetViewer。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市长跟斯坦福还有更密切的联系。面对桌上的夫人照片，市长说，她刚完成在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课程，将赴田纳西任教，我卸任后将随她搬去纳什维尔。

　　2015全美首先实现电力碳中和

　　《21世纪》:我住College Terrace，我的一个邻居把屋顶的整个西南侧都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在帕罗奥图像他这样花钱装这个会得到怎样的经济回报?帕罗奥图清洁计划能给他带来什么?

　　Yeh:我不确定你的邻居参与的是哪一个绿色能源项目，我们有两个项目——光伏伙伴计划(Photovoltaic Partners)和清洁计划(Clean Local Energy Accessible Now缩写为 CLEAN)——同时适用于商用和民用。硅谷的电力供应大多由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提供，但你肯定见过你的水电煤气账单上写的是帕罗奥图市。不同于硅谷其他城市，我们独立规划、经营电力供应。帕罗奥图清洁计划允许人们将自己屋顶的太阳能装置所产出的电能出售，光伏伙伴计划则通过折扣鼓励人们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如果你的邻居参与的是清洁计划，他将能以每度电(千瓦时)16.5美分的价格将自家太阳能装置产生的多余电能卖出，合同期为20年。除了环境友好之外，参与这两项计划还能带来更强的可靠性。试想一旦突遭地震等情况，如果你自家就可发电，那要比依靠外界供电可靠得多。由于帕罗奥图市自己经营电力供应，我们已定下政策——至2015年1月，全市100%电力供应将实现碳中和，这将是全美**个。据我所知，至2020年加州的目标是33%。届时这将意味着，当你买了一辆电动汽车之后，将完全不必担心使用汽车带来的环境问题，因为充入电动汽车中的能源将是完全清洁的。每一个市民都该知道这件事，他们会为自己居住的社区环境感到无比自豪。

　　开发社区参与网上平台

　　《21世纪》:除了参与减排，市民还可看到市内每条街的“路面状况指数”并上传自己发现的路面问题。 这个社区参与网上平台StreetViewer上线快一年了，有多少市民访问过这个网站?市政部门通过这个平台收到了多少问题报告?

　　Yeh:具体数字我需要去问负责数据的专门人员。不过有一点我想特别告诉你的读者，关于路面状况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所在的街道没有得到良好维护?”2010年我们将道路的年维护费从200万美元翻倍至400万。每条街道的“路面状况指数”从0至100皆可查。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条街道的状况指数是60”没有任何意义，因为60不能视觉化。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为公众开发更多资源，将城市中的相关数据和地图进行关联，让市民使用必应地图或谷歌地图贡献自己的更多想法、获知政府正在做些什么。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将帕罗奥图市每条街道的路面状况指数整合入谷歌地图。现在，在市政厅的“StreetViewer”网站中输入街道以及门牌号码，你就能看到家门口的街道状况指数以及图片。在斯坦福大学的那次黑客马拉松(Hackathon)上，我向斯坦福的学生直言，“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然后，帕罗奥图市的首席信息官整合了所有我们可以交给他们的信息和数据，他

　　们在2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协力开发了这个网站。市民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上传道路状况照片、留下想说的话，我很希望从中发现些什么。

　　《21世纪》:能透露一些数据吗，关于帕罗奥图市开放数据网站的访问情况?我们上个月发表过一篇旧金山开放数据的相关报道，帕罗奥图市的有何特点?除了StreetViewer，私营部门利用开放数据开发的社会服务还有哪些?

　　Yeh:我不得不说，现在我还没法给出确切数字。对大多数政府来说，开放数据的确属于一个新领域。我们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小城市，2012年的目标是让数据在网上可查。实际上，我们的**个功能“公开预算”两个月前才上线。它不是一种社会服务，但却是重要的信息服务。不管你是在此居住还是经商，如果想知道有关帕罗奥图市的情况——你看这本书——传统意义上这是一个大型文档，翻遍这些信息实在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我们想要做的是，在一份在线文档上提供各项数据。在公开预算平台上，可以点击任何你有兴趣了解的部分及其具体支出。将这些数据开放给公众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开放的预算平台，允许你看到资金流向，你也可以看到在过去五年里，这个城市在支付薪酬、使用各种材料、道路建设等方面花费了多少，另外又有多少用于高尔夫球场、绿地、车道……我们想做得尽可能清楚，拥有很大的信息量。虽然比较难，但我们尽量让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路面状况信息就是一个可用于改善街道状况的特定服务。另外，公开预算和帕罗奥图市的每个单项预算都有联系。

　　我们要思考如何与创新者对话

　　《21世纪》:在这座城市中，众多工程师、企业家和设计师等所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与市政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鸿沟?从城市创新的角度，如何从他们那里获得助益?

　　Yeh:斯坦福学生有个组织名叫CodeTheChange。他们想对社会产生影响，让自己的技能实现商业运作的同时，也能帮助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我与他们尤其是创始人Sam取得了联系。帕罗奥图确实希望能从斯坦福学生这样的意愿中获益，希望以此为城市带来改变。如果学生喜欢你的想法，他们就会帮到你。我们有一个非常能干的首席信息官，基本上我们都会有所收获。斯坦福各种层次的创新中只要是聚焦于社会影响的，我们都会尽力将其与帕罗奥图市建立关联，他们也将会以黑客马拉松等形式给城市带来改变。

　　《21世纪》:除了斯坦福学生，那些工程师和企业家呢?他们更了解这座城市、这个社会。

　　Yeh:他们对城市的帮助非常直接。我们提出的一个课题是，建立一个智囊团，力图通过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从创新中获益。比如我们都很希望在市中心吃上一顿午餐，但中午这里几乎找不到停车位。智囊团的所有人都提出了这个题，并从各自领域思考如何创新解决方案。我们会去尝试采用他们的方案。不过有时还是会犹豫，因为担心做不成。在公共政策上，有时必须为搁置一个潜在解决方案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通常原因是难以预料会否奏效。但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和工程师、企业家保持紧密联系。

　　《21世纪》:帕罗奥图市长的任期只有一年，1月离任时，你想对继任者说些什么?一年的任期对一位市长来说是否太短?

　　Yeh:一年任期过得非常快。不过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帕罗奥图有九位市议员，每个成员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才华与能力，以及他们各自关注的领域。我认为这很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可以有机会服务、帮助他们的社区。2013年1月，通常来说，现任副市长会成为市长，我知道现任副市长同样专注创新。对帕罗奥图，这非常重要。

　　《21世纪》:一位前市长说，帕罗奥图是当代的佛罗伦萨。面对这种赞誉，这个城市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Yeh:如何与创新者更好地直接对话，创新者包括企业家、工程师、风险投资家等等。我们需要做什么?怎样吸引你带着你的想法参与进来?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相关阅读：集体效应与社区解决方案

　　所谓集体效应(Collective Impact)，即所有团体组织共同工作、集思广益，在一个共同议程、共享的评价体系框架下，通过相辅相成的一系列活动，持续进行沟通，并在一个中枢组织引领下，共同攻克难题。作者John Kania和 Mark Kramer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1年冬季刊中提出的这项社会变革模型，引发强烈共鸣。受此文启发，美国白宫社区解决方案委员会(2010年12月由奥巴马总统指派建立)评选出了12个典型社区，以及100个正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优秀社区，并进而分析这些成功社区案例、创建结构框架和方法建议，以助其它社区借鉴效仿。

　　在此基础上，《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邀请了12位优秀社区**和政策决策者，于2012年6月在华盛顿的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举行圆桌会， 共同探讨如何推动越来越多的社区调集资源、群策群力，为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带来显著改观。

　　Michele Jolin：首先我想问大家，集体效应为何能引起这么多共鸣?

　　Patty Stonesifer：非洲有句谚语：“若要走得快，独自前行;若要走得远，结伴同行。”过去，我们寻找那些表现不俗的单个组织或**，他们发展迅速、成效显著，我们逐个为他们提供支持，深信这样做会带来重大变革。但是，积累了多年经验后，从更广阔的角度出发，我们意识到，尽管单个组织取得了不俗进展，但重要问题的解决却难有起色，社区的整体进度也难有改观。因此，据我所知，几乎所有非营利组织、商界和政府的领导人在读John和Mark 的《集体效应》一文时，都发出了惊叹声。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共识，即为了看到社区问题的成功解决，在这一方面进行共同努力事不宜迟。

　　Paul Schmitz：非营利组织中的分化、竞争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现象极大地阻碍了问题的解决。两年前，我在密尔沃基当地报纸上读到的一条新闻标题，指出该市四年级非洲裔儿童的阅读成绩是全国**差的，就是它激起了我对新方法的渴望和思考。就在一周前，我逐字逐句地读过一个主要青年组织所写的文章，文中大力宣传了他们为帮助该市数以千计的儿童所作出的所有努力和成绩。所以我想，“好吧，如果你们真的做出了这么多成绩，那为什么本市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却是全国**糟糕的呢?”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密尔沃基联合之路(United Way)为解决青少年早孕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如此，他们集体合作的方法立刻显得有意义多了。

　　Michele Jolin: 史黛西，联合之路(United Way)**近在工作方向上进行了一次较大调整，开始关注地方联合之路应如何促进工作方法向集体合作的方向进行转变。那么这次调整因何而起?

　　Stacey Stewart：我知道联合之路的创立过程听上去可能是个冷笑话。在125年前的丹佛，一位犹太教**，一位神父，一位牧师和一名女义工相聚在一起，环顾着这座城市并说道：“对于这里的社会问题，仅凭一己之力已远远无法应付。那我们能不能合作起来，一起做点事儿?”由此，联合之路便诞生了。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现今的新商业模式正逐渐回归本根。多年来，联合之路已成为筹集和分拨善款的巨型“发动机”，为有价值的社区行动提供资金。但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将关注那些可以进行评估的社区成果，由此找出有效果且高效率的活动，并把这些活动与成果评估行动联系在一起，集合所有合适股东之力，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如今，我们看到许多的地区的联合之路正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想办法发挥它们对社区的**，进而对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进行改进调整。密尔沃基联合之路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它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致力解决青少年早孕问题。

　　Ben Hecht：作为一个有较长历史的组织，联合之路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也在提醒大家：“根据运作方式我们预计应该发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该如何作出改变?”对此，联合之路，美国黑人学院基金以及其他历史悠久的组织都发表意见称：“我们需要新的运作方式。”而这样做将会大有可为。

　　Eric Nee：奋斗(Strive)曾被视为“集体效应”的一个典型。请问南希，是什么促使了辛辛那提市奋斗的创立?

　　Nancy Zimpher：在我任辛辛那提大学校长时，我们好几个人曾经到学区管理部门那里表示：“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帮上忙。”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听起来像是“我们是一所大学，是来给你们提供帮助的”。当然，这本身就是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所在。我们表示希望能在教师发展、社区灯塔学校建设和提高大学升学率方面提供帮助。”学区管理部门和教育董事会却逐句反驳道：“我们发展了教师队伍，而你们并没有;我们建立了收容学校，而你们却没有。但我想，既然你们是在大学里教书育人的，那如果你们想要在升学率方面糊弄糊弄的话，也是可以的。不过就连入学率这一点，我们也都在努力做。”所以，我们便开始“糊弄”升学率问题了。我们召集人马开会讨论大学升学门槛高的问题。当然，从11和12年级开始推进升学率为时已晚，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学区管理部门随后说：“唔，不过，没有我们，你们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在开玩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问题，当辛辛那提市民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看待我们了。即便他们没有读懂我们的愿景，也至少看到了我们的坚持不懈。

　　Nee：玛丽·卢，请问是什么推进了密尔沃基联合之路的工作?

　　Mary Lou Young：我认为关键在于承诺。承诺产生于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当社区群众说“我们已经受够了!”并且决心要踏实做事之时。青少年早孕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如此。2005年密尔沃基高居全国青少年早孕率城市排行榜第二名。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在关注该市的医疗费用高于所有中西部城市的原因。我们搜集到的数据显示，有71%的少女妈妈早孕是由年龄在20岁及以上的男人造成的。这是一个难堪而又不愿被人提及的话题，但事实是，我们的孩子一直在遭受性侵害。联合之路之所以参与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中立性质。我们能够吸引大量持有不同观点的股东。我们的宗旨是，尽全力促进本社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保持工作的主动积极性，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有太多的社区讨论还没得出结论就无疾而终了，这是因为有些人会说：“我无法忍受有人在探讨遏制早孕率的方法时，不以事实为讨论依据。”也有人会说：“我无法忍受在这次讨论中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为了行动的成功，我们必须兼容并蓄。合作方法**效用就在于，我们终于**次将家丑公之于众。我们能看出什么方法有用，而什么没用。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致命弱点。

　　Paul Schmitz：在这一进程中，正视自身弱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使你意识到你正在做的是无用功。也许这也恰恰使得这种方法不同于我所参与过的绝大多数合作项目。过去，不同的团体召开圆桌会议，与会人员热衷于拍着胸脯夸夸其谈，想要突出自己在合作过程中的英雄事迹。我们这种方法在某种方式上颠覆了过去的惯例。现在，小型草根团体可以这样对大型团体说：“不，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承认弱点使得草根团体充满活力，自信满满。

　　Norman Rice：通常情况是，我们召开圆桌会议之时就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解决一个问题，其他人应该听从我们的建议。然而，我们应该询问社区中的人们对此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你有能力去解决这一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使每一个人形成共同的视角，并就如何操作下去达成共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社区成员应该意识到是他们自身需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某个组织或社区基金会。如果社区成员意识到这点了，主观能动性会呈指数增长，并催生诸多新思想和新事物。集体效应的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我们一般不会投入太多时间教导人们如何成为社区参与者。你需要训练人们如何走进社区，去倾听人们的心声，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建树。

　　John Bridgeland：确实如此。我在数年之前领导美国文盲问题峰会之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们不遗余力的想要提高高中毕业率。我们查阅了1870年以来的研究调查，发现从未有人倾听过顾客的心声——也就是那些决定退学的年轻人。他们所做的决定既戏剧性通常又是悲剧性的。通过和他们交流，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背景十分复杂。他们有的年仅16岁，却需要承担照顾妈妈、祖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重担;一些年轻男孩想要早早离家寻找工作。倾听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仅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且能使我们坚信问题是真的可以解决的。大多数的年轻人本可以做到。

　　(本文原载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2年秋季号，此为上篇。翻译 刘明璐 校译 陈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