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如何扭转“分、子公司”的擅权传统

　　

 

　　南都制图：何欣

　　江上苇专栏

　　之

　　洞察、决策、整合：

　　赵匡胤组织上位的“领导力”3

　　经营一个史上空前规模的帝国公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帝国公司的高管们在经营上往往只能闷头试错。勇于搞经营体制改革的大唐公司，就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从唐初起，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为了提高边境重镇的竞争效率，以便在对外战争中占据优势，一度热衷于搞大包干。他们划分出若干分公司，并渐次承包出去：**初只是放宽经营权限，稍往后又搞了个财权自主，**后连人事任免也全权下放了———这就是“藩镇”。

　　公司总部这种但看短期业绩，却全不管长远后果的“承包”改革，确曾在短期内提升过藩镇及其管理者节度使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决策灵活性，造就了盛唐公司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但这种让节度使放手大干而又无所约束的承包责任制，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一个分公司老总，不但兼了财务总监、纪委书记的活儿，还揽了人事考核、干部任免的权，这不摆明了让干部犯错误么?

　　所以这些“分公司”的经营业绩越好，其老总就越容易“犯错误”，集团总部就越难以管控。大唐公司就因为北京分公司老总安禄山搞了个抢班夺权的“安史之乱”，遂一蹶不振直至衰亡。

　　在随后的五代纷乱中，各“分公司”趁帝国集团总部王旗幻变之机，更加肆意独走。有些老总甚至肆意掏空企业，借壳上市，搞成了独立法人。一堆“国企”，就这样转型成了“私企”。

　　公元960年，当宋太祖赵匡胤坐上帝国集团董事长的宝座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敢于承包、从不负责、管理乏力、组织松散的烂摊子。但看他如何扭转?

　　藩镇乱局：“分公司”老总的来头与惶恐

　　由于历史积留原因，赵匡胤上台时帝国公司藩镇林立，有山西(北汉)、四川(后蜀)、湖南(武平)、江皖赣(南唐)、两广(南汉)、浙江(吴越)、鄂西(荆南)等七家割据的“子公司”。

　　所以称之为“子公司”，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虽桀骜不驯，甚至自称帝王，但在大原则上还得承认中原王朝公司的宗主**，其老板接任交班之际，通常也要给位于洛阳或汴梁的公司总部打个报告，礼节性地请求批准。不过除了这点礼仪式的客套之外，在兵权、财权以及人事权上，这些“子公司”一概自行其是———它们法人独立，经营上也自负盈亏，所以并不真拿总部的意见当回事儿。

　　对这些“子公司”，宋太祖采取的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强硬态度，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在十余年间将其渐次扫平收归中央：963年，太祖趁湖南内乱，派慕容延钊以赴援为名发兵灭之;征湖南大军南下中“假途伐虢”，顺手又灭了荆南高家;965年，以沟通北汉图谋不轨为名，使王全斌等发兵灭后蜀;971年，使潘美等灭南汉;975年，使曹彬等灭南唐。976年太祖死，继任的太宗赵光义继续统一政策，978年吴越恐惧，自行纳土归附;979年，宋军大举北征，灭北汉，“十国”至此一统。

　　除了这七家“子公司”外，帝国集团还直辖有若干家“分公司”，它们的“老总”就是“节度使”。如赵匡胤本人，就曾为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

　　节度使们虽然关起门来也可以妄自尊大，但毕竟还不敢自称帝王，算不上是“独立法人”。而这些“分公司”的老总，亦大多由集团董事长的亲信下放而来，所以在经营上一般也还乐于服从总部的方针指示。

　　不过一旦集团高层发生变动(在五代乱世里，这样的变动实在是太频繁了)，节度使们在总部的靠山垮台，他们通常就会成为**批挨整的主儿。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分公司”与总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立刻激化。

　　冲突的结果无非两条———节度使们要么老老实实挨整，总部人事调令一到便“即日单车就道”，从此沦为“汴梁布衣”，这往往是那些与前任领导关系不甚深、人缘不甚坏、野心也不甚大的节度使**选;而那些与旧领导关系太深，或与新领导过节太大的节度使，由于担心遭到新班子的迫害，就只好如《水浒》中的李逵所言，大玩一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豪赌。赌赢了，就是“哥哥做皇帝，我们都做大将军”，众兄弟鸡犬升天的同时，把惶恐抛给其他节度使;若赌输了，有勇气的就找个高楼阖家自焚，没勇气的则请亲信帮忙砍掉自己脑袋……

　　五代乱局之所以周而复始，根子就出在“分公司”老总们对政治迫害的惶恐上。

　　宽容的样板：“老江湖”们的改任安置

　　节度使们由于惶恐而被迫搏命，倒也屡屡成功。

　　从“五代”**主朱温以降，帝国公司董事长大都出自于与总部有尖锐矛盾的“分公司”老总———如山西“分公司”的李承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河北“分公司”的郭威等。

　　五十三年间，帝国江山更易八姓，就连不识字的胡族白丁也大言炎炎地作起经验谈来：“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有鉴于“分公司”老总对董事长宝座的极大威胁，从后周世宗柴荣起，便开始大力推行“强干弱枝”之策：采取各种措施架空分公司，充实总部力量———故后周**后虽仍不免为宋太祖赵匡胤所篡，但为其提供力量的，却不是赵匡胤“归德军节度使”的地方挂职，而是“殿前都点检”这个掌握兵权的总部**实职。换言之，赵匡胤搞“陈桥兵变”，靠的是总部而非分公司的力量。

　　作为柴荣事业的继承者，赵匡胤上台后继续推进“强干弱枝”政策：

　　对敢于武装反叛的藩镇，他厉行镇压。如建隆元年六月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同年十一月又平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太祖赫赫武威之下，总部直辖的各“分公司”，从此再无敢反叛者;

　　对于老实服帖的节度使，赵匡胤则尽量采取怀柔政策。成德节度使郭崇追忆后周恩遇“时或涕哭”，监军将其当作“现行反革命”上报，太祖一笑置之，“我素知崇笃于恩义，此盖有所激发耳”，不予追究;保义节度使袁彦、建雄节度使杨廷璋积极服从总部调动，赵匡胤仍安排其出任其他“分公司”老总———通过打造宽容样板，让惶恐者安心。

　　在防范“分公司”叛乱的同时，赵匡胤没有忽略手下一众“李逵”们身上存在的篡位风险———尽管都是好兄弟，“彼等必不叛吾”，但怀璧其罪，“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他们手下的马仔希图富贵，也依葫芦画瓢给谁搞个“黄袍加身”，则骑虎难下，“彼亦不得自由耳”。

　　因此为了“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赵匡胤遂择机实施了“杯酒释兵权”———他以“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之业”、“约为婚姻”(《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等优厚条件为代价，将曾在“陈桥兵变”中协助他篡位的一干掌握总部实权的高管，尽数下放为“分公司”老总。在这次大下放中，石守信出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出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出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出为镇宁节度使，从此都不再掌握军权。

　　总之，对这些有深厚交情的“从龙功臣”，是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主动从中央退到地方上挂个职，“自择善地”在经济上搞点调剂，以便退休后恣享清福。

　　但对其他没交情或交情不深的“分公司”老总，**终又当如何呢?赵匡胤的办法是“罢镇改官”，反其道而行之，将这帮“地头蛇”们悉数调进总部充任闲职。

　　掺沙子的高招：“总部干部”挂职锻炼

　　这些身为一方“地头蛇”的老总们，和石守信这批少壮派又有所不同。他们大多历事数朝，资历老、威望高而又善于见风使舵。要对付这帮老江湖，就需要格外地讲政治，讲策略了。

　　赵匡胤的办法，首先是同级平调，易地任职———只要把这些节度使们从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调出来后，鳣鲸失水，一切就都好办了。如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转调凤翔节度使，保义节度使袁彦转调彰信军节度使，建雄节度使杨廷彰为静难节度使，等等。异地平调后的节度使们，失去了反叛的力量，但在个人利益上却又没有太大损失，因此改制阻力不大。

　　其次，便是往地方上大掺沙子，让总部的干部们下去“挂职锻炼”。仅仅将节度使们调任异地，还不能完全杜绝地方擅权的危险。为了防止他们在新的“分公司”东山再起，还必须进一步剥夺其权力———不但要削夺兵权，还将他们的财权、民政权以及人事权统统掌控起来。这也就是太祖**信任的谋臣赵普所言“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的妙义。

　　宋太祖推行这一“夺权工程”的天时也非常好。梁、唐、晋、汉、周五代，前后更替八姓，绵延五十三年。至赵匡胤上台时任节度使的，多是当年追随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出道的“山西帮”和“河北帮”老干部。这帮人斯时年纪都已老大，早已厌倦了血腥混乱的政治斗争。所以只要改制措施得当，安置合理妥善，他们反抗的决心并不大。

　　赵匡胤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方面给予这帮老干部们以**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如授予显赫的官号、在首都供给大宅第、给予丰厚的俸禄、妥善安排后代入仕等等;另一方面，则以“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为借口，将老干部们请到京城里颐养，而“分公司”的工作，则委派其他年轻人去接替。

　　这些被委派去接手“分公司”业务的，名义上都是总部的干部，即“京官”。他们去到地方上，只叫做“知某州事”、“知某府事”，以表明自己只是临时奉差遣去“挂职锻炼”的过渡人物，绝没有与节度使们抢地盘的意思。这种办法，既照顾了老干部们的颜面和感情，也丝毫不影响削权的效果。

　　所以严格地说起来，宋代是只有“挂职锻炼”的总部干部，而没有真正的“地方官”。这一番改制极为成功，在“挂职干部”们的夺权和牵制下，自中唐至北宋初，一直颇具实权的“节度使”，从此退出了公司权力舞台，**终成为一种荣誉称号。

　　干强枝弱：矫枉过正的经营教训

　　宋太祖有惩于前代藩镇割据之教训，故在制度建设上，格外提防地方坐大。

　　首先是针对藩镇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推行“收其精兵”政策。根据赵普的建议，建隆元年，宋太祖“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续资治通鉴·宋纪一》)从此地方军事力量便日趋衰落，再不足以对抗中央。

　　然后是在财政上，采取“制其钱粮”的办法。

　　在行政制度上，在地方**高的路一级组织上，唐、五代以来节度使以军区司令兼管民政、财政、人事、司法的割据传统被**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帅”、“漕”、“宪”、“仓”四权分离，平行运转的行政组织模式。

　　“帅”是安抚使，主管一路的军事和治安整肃，野战内卫都要操心，相当于军分区司令员;“漕”是转运使，主管一路的财政税赋，收支出纳，相当于财政厅长;“宪”是提刑按察使，主管一路的司法狱讼，把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的活全包了;“仓”是提举常平使，管一路的民生粮储、水旱救济，民政厅长的干活。

　　这四位省厅级的大员，名义上都不属“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来“挂职锻炼”，支持地方建设的;在工作上，他们则划片分包，各司职责，军事、财政、司法、民政各成体系，分别对总部的上级对口单位负责，彼此之间全无统辖协作关系。

　　也即是说，大宋公司的“分公司”实质上还是存在的，但空有“分公司”的架构而无总成其事的分公司总经理，只有一群部门负责人。这种组织架构，总其权责于中央，虽将割据独立的危险降到**，但地方上却也因此失去了随机应变的决策权和独立经营权。

　　在赵宋王朝公司建立之初，为扭转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掏空“国企”大搞“私企”的传统作风，这些强化控制的措施和手段都是必要的。然而一种政策一旦形成惯性，就很难再加修正。

　　随着北宋初年公司的逐渐稳定，对地方力量的过分控制和削弱，逐渐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中央资源累积过度，往往因浪费而虚耗;而地方上，却因抽血过度，而长期既贫且弱。

　　所以到靖康年间(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东京汴梁城一失，失去了总部而又没有备份经营编制的北宋公司，便轰然崩溃了———而可资对比的是，大唐公司在“安史之乱”中，虽然也有过长安、洛阳两京屡次失陷的情况，但凭着地方的支持，帝国公司却仍能坚持若干年的抗战直至胜利。从真理偏离一步就是谬误。(本系列完)

　　作者介绍：

　　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