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嘉：写得有意思 是对所有历史学家的挑战

夏伯嘉教授回到出生地香港讲学，可用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交流。他也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拉丁文。从语言谈到身份认同，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香港人。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参加投票，对社会关注。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夏伯嘉的父亲在上海长大，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1955年，夏伯嘉在香港出生，从小读英文学校，中国历史课用**的教科书，老师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讲了，问题太敏感，也不用考试。**历史则用英文教课，老师是一个德国太太，用英国编的教科书，讲到鸦片战争时，英文课本与中国历史课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夏伯嘉颇受刺激，喜欢到外面找一些书，透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历史。

　　从小学起，夏伯嘉阅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向往中国历史里神奇壮丽的祖国山河。受武侠小说的启发，夏伯嘉觉得历史要写得活一点，而不单只谈论经济、政治、制度而已。当年同侪间喜欢历史的并不多，夏伯嘉感慨地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动荡的年代，对中国近代史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都拼命干活赚钱，对文化、历史并不太理会。”

　　1972年，夏伯嘉高中毕业，本想在香港读大学，当时的选择只有两间高校：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他看来，香港大学基本上用英文教书，毕业生大多喜欢当公务员或经商；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特殊的背景，其中新亚书院为了维护中国文化，颇有明末遗民的心态，讲课则用一般香港人听不懂的普通话。迷惘之际，一位老师建议夏伯嘉出国读书。于是夏伯嘉考上了英国乡下的一家技术学校，先读大学预科，但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

　　一年之后，夏伯嘉申请入读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虽然夏伯嘉一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可是到了美国，决心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外国历史。他从大一开始学德语，受一位老师的影响，对欧洲历史感兴趣，想借此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他在本科修读历史和德国文学，后主修历史。1977年本科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他觉得哈佛大学在盛名之下老师不太理学生，因此，拿到硕士后，转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当时正在耶鲁大学任教。夏伯嘉过年时和同学受邀到余英时家吃饭，其乐融融。夏伯嘉更与余英时的学生康乐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个美国女学生，她跟史景迁学清史，后来成为夏伯嘉的**任太太。

　　夏伯嘉专注西洋史，未曾选修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课。不过，他对这两位大学者都很关注。史景迁是一个学术明星，讲课常用大课室；余英时则不喜欢大场面的演讲，有时索性把康乐等几名学生叫到家里吃饭，晚上谈到两三点，比较像传统中国的师生关系。“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夏伯嘉说，“余英时先生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情怀还是大中国文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而不直接参与到社会变动。又因他在美国自由的学术圈里，可以很客观地看大中国文化圈的发展，思考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

　　在耶鲁大学时，夏伯嘉开始学意大利文、拉丁文，一心研究欧洲史。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到德国做了一年的档案研究，由德国老师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处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Münster一地，社会结构跟上层思想、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因为德国跟欧洲有很多地方档案，比我们中国的地方史料保存得更好，我可以做很详细的研究。”

　　1982年，夏伯嘉获得博士学位，留在美国教授欧洲史。为了研究欧洲历史，夏伯嘉学习七种语言，深知其中苦乐。

　　2000年，夏伯嘉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十年，他几乎每年都回香港。他观察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虽然没有普选，可是由局部的民主一步步向前。至于经济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仍由大财团、有钱人控制，可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力量比较大。1997年以后，香港基本上是正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