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上个月,中国央行将人民币日交易区间从中间价的上下0.5个百分点扩大至1个百分点。你认为这一举措是否足够?你认为中国未来还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利普顿:我认为中国此举是对经济再平衡以及允许汇率调整作为再平衡努力的一部分所跨出的重要一步。中国也表示,再平衡的努力将在很多年内持续下去,这将涉及到诸项政策调整,包括对居民收入和支出的支持,从而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加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体。这是一项需要花很多年、涉及多部分的过程。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也更快步地向前进。
日报:你如何定义“更积极”?
利普顿: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尽快取得再平衡,取得持续进展,这是重要一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
日报:这确实是一个长期而不容易的问题,但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IMF也取得了很大进步:IMF在4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中国中期(000996)内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的预测值从此前的7.2%下调至4%~4.5%。这一预测值对IMF评估人民币汇率而言意味深长。IMF是否依然认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未来是否会对人民币汇率的评估作出重大修正?
利普顿:我们还在研究中国经济和经常账户的发展,现在还没有**终结论。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几年内大幅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试图解决的是,这一降幅有多少来自中国所作出的调整,有多少来自**经济放缓从而对中国商品需求的下降,其中有很多因素发挥作用。我们会继续研究,此后再得出正式结论。
日报:IMF会在今年6月得出结论?
利普顿:我们正在全**范围内进行一项“多边”比较研究,试图了解**经济的不同部分——包括美国的赤字、中国的盈余以及其他国家的因素,如何互相产生影响。然后我们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更一致地作出调整,这需要更多时间。在下个月我们就能对个别国家发表更多观点。
日报:你是否预计人民币会在近期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
利普顿:去年我们对此有过一些讨论。让人民币尽可能广泛地在国际上更自由地使用,这是中国作出的重要努力,这对中国自身以及国际社会都有助益。我认为**终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是否愿意使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市场将**终决定人民币能在多大范围内被使用。
日报: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SDR的问题却不同,这是能够由IMF来决定的。
利普顿:是的。国际社会在去年10月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决定暂时让SDR维持原样。但我们欢迎中国采取行动来让人民币获得更广泛的使用,从而为人民币在贸易与金融中获得更多使用奠定经济基础。
日报:关于欧洲,你是否能提供一些信息来证明IMF目前为止为欧元区提供的救助计划能为欧元区带来增长,至少是带来一些增长的动力?
利普顿: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有着具体问题,我们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就他们的问题有过讨论。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削减财政预算赤字,并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让人们对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少疑虑。一些国家也在采取措施加强经济竞争力,因为欧元区一些外围国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让工资成本上升到了他们无法出口的地步。这些国家确实取得了进步。例如爱尔兰,在调整了成本之后看到了进口改善;葡萄牙,尽管实施时间还不长,但出口表现也已有所改善。如果看一下整个欧元区,这种政策组合——调整财政状况、解决银行业问题,并试图加强竞争力、加强出口,已经露出了改善的初步迹象,我们希望这**终能够取得成功。
日报:你认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是否应成为欧元区银行业资本重组的重要部分?
利普顿:对于欧元区的金融防火墙,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实施促进增长与就业的政策改革,这些措施能够足够强劲,就不需动用防火墙。因此,防火墙**终是加强信心,每个人知道,防火墙就在那里,一旦发生问题就可以使用,而各国需要采取足够措施来保证不会陷入这样深的困境中去。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巩固整个欧洲的银行业。目前为止采取的措施包括:私人部门的银行自行筹资,不过现在证明这很难,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可行;如果不能自行筹资,那么该银行所属国家的政府将会介入;我们一直在考虑是否需要第三种增援方案,即欧洲范围内的增援方案,当一国政府没有足够资源来支持他们的银行业时来提供进一步援助。如果预期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对国家政府造成压力并损害其可信度,不如由欧洲金融防火墙提供一部分额外支持。现在,欧洲已经能接受对一国提供EFSF和ESM(即防火墙)借款来支持该国银行业的想法了,这是他们目前的政策态度。
日报:你对欧元区银行业的前景表示乐观?
利普顿:我认为欧元区银行业确实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欧洲也正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道路总是存在一些风险,时不时会浮现,使得市场对银行或一些主权债务丧失信心。由于银行业持有主权债务,也由于一国前景取决于该国政府对银行业提供的救助,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因此一国有必要双管齐下,同时解决银行业和财政问题。
日报:相比今年早些时候,现在你对于油价风险的担忧是否有所变化?
利普顿:我的观点没有太大变化。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的供给面干扰可能会让油价攀升,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我并不认为其概率很大。这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风险。那些大量进口石油的亚洲国家尤其是能源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必须要做好应对准备。
日报:基于你过去长期关于经济稳定、转型和全球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经验,你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利普顿:我**的心得是,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全心全力解决问题,他们就一定能够改善处境。因此我**终是非常充满希望的,如果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各国政府努力解决自身问题,全球经济将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新常态”。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旧常态”,因为正是旧常态中的种种坏习惯导致了如今这场危机。所以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新常态”,一个稳定而持续增长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