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不仁”新解

 为富与为仁虽然各走各的道；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有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更大一些的时空范围内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使之张弛有度，在整体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孟子·滕文公上》提及它时，就是要针对“农业税”力图解决两者的冲突。在孟子之前的贡赋制度有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这几种，不管形式上怎么变化，共同的要求就是按照收入的百分之十上交“农业税”。这作为“聚”道是不能含糊的，而孟子提出的仁政就是在交纳的时间上做一些调整，乐岁多交，凶年少交。孟子反对的是固定税赋，即根据当时的粮食产量，按照“什一”的比例确定一个数字，每年不管你产多产少，就按照这个数字交，一个也不能少。如果碰到自然灾害还是这么死板，那就是不仁了。不过，采取灵活的税赋方法时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农民凶年少交之后乐岁赖账，不愿意多交或者补交。孟子给出的办法就是使人们有恒产，以此解决恒心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为仁”是服从和服务于“为富”的，失去了对“为富”原则的承认，孟子的“为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孟子宏观上虽然是在替统治阶级说话，但是在微观上却有利于坚持以“富民”为本的政策。

    按照孟子的逻辑，为富固然可以不仁，但是为富在依循自己的规律行事的时候，也不能我行我素，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反过来说，根据人们的承受能力，在不影响整体效益的情况下做出灵活的安排，更有利于实现为富之道。那么这就是更高层次上的为富，即要求人们在进行为富专一的选择，不能突破为仁的底线。这虽然不能完全算是为富与为仁的兼顾，但是在客观上提出了一个正确的为富观，即自觉接受为仁制约的，以为仁为条件的“为富”。按现代社会的标准看，正确的为富也应当是包括为仁的因素在其中的，正如温家宝**近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突发事件面前为富与为仁应当有张有弛，服从大局；也应当内化为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比如客观上要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依法纳税，主观上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注意保护环境等等。

    尽管“为富”不能再是唯利是图，但是为富的内在规律还是决定了它与为仁不是一回事，我们就不能用为仁的标准来强求它。首先，对于勤勉正当的为富者我们应当表示应有的尊重。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作为不同的客观存在各自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也应当做到“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富可以不仁，但未必不仁，不必求全责备。其次，我们要自觉地与为富者共同遵守彼此相互认可的规则。在为富的过程中，有先富后富、已富未富的区别，后富未富固然是弱者，但是不能以弱作为藐视规则的理由。相反，应当更加关注先富已富是否按照规则经营赚钱纳税，否则就应当按照规则主张“剥夺剥夺者”。再次，当我们受到为仁的惠施时，要努力通过自己的为富给予为仁者以应有的回报。回报的对象既可以是特定的捐助者，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这需要受惠者具有“恒心”，“恒心”既是感恩之心，又是立志为富的信心与决心，也体现了一种信用关系。受惠者不能认为受惠是理所当然的，把为富与为仁割裂开来，要学会通过自己的为富努力，使得为仁的事业能够得以延续，以促进社会的繁荣。

    当代首富比尔·盖茨退休时，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捐赠了出来，这是在为仁；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能够为富的过程，拿什么进行如此慷慨的“裸捐”呢？比尔·盖茨的“裸捐”确实令人触动，不过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当前**的是要把企业做好……改革开放刚刚30年，很多企业还很年轻，中国企业家要趁着自己年轻，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就需要我们克服“为富不仁”的偏见，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们更好更快地“为富”提供较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为富是那种既不需要用虚伪的为仁来包装、也不以善钻政策空子为能事的为富。